李媚访谈录:昨夜有一盏灯
2009-5-29 10:51:39  

关于八十年代：那是激情与理想的年代

记者：查建英写过一部《八十年代反思录》，余杰更把80年代说成是我们这个民族少有的青春期，您怎样看待80年代？怎样看待那时候的你？

李媚：80年代是一个激情与理想的年代，对我而言，也是。

记者：现在的你还有激情和理想吗？

李媚：激情不多了，更多的是平和。至于理想，以前是想做个乡村女教师，估计是受了苏联电影的影响（笑）。后来是想做个好的摄影杂志，现在就不谈理想了，我觉得我那个朋友说的很好，与其大而无当泛泛空谈，不如做好当下的小事情。

记者：有人说80年代是个诗歌的年代，您也为诗歌激动过吗？

李媚：当然，我最喜欢舒婷，还有北岛。我跟老侯真正的交往，是在昆明的一次会议上。我在看舒婷的《双桅船》，他走过来借走了我的那本书。我想那首诗应该也打动了他。

现在很多人一说喜欢诗歌，或者说起诗歌别人就会感觉这个人特傻冒，跟这个社会脱节了。其实诗歌是很纯粹很内心的东西。是物欲毁了诗歌，也毁了人们心里那种干净的感觉。

　　关于内心：只有在大理，心才能放在地上

　　商报记者：看了您在博客上的一个帖子：内心安宁的症状。想问一下李老师，您有过内心焦灼的时候吗？您怎样解决这种不安？
　　李媚：我有过。那应该是在《现代摄影》改为《焦点》的后期。那段时间，我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里面有主管部门对于杂志方向的关注，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忍受过我的坏脾气和严厉，传言中的我的凶悍和凛冽，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大笑）
　　让我真正改变应该是２００３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和我最好的一个朋友都离去了。一个是在年初，一个是在年尾。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几乎走不下去了。２００４年的初冬，一个朋友来怀柔看我。那天我俩在湖边的树林里散步，满地的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他突然对我说，我们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坚强的、骄傲的，是人定胜天的。其实在这个宇宙、这个星球上，在你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人是很渺小、很无奈的，那么这些情绪，这些世俗的身外之物，就更加渺小。最后他说，其实人的尽头就是新的开始，人真的可以把自己完全地交付出去，也许是命运，也许是无常。我抬起头，头顶是北京常见的那种灰蓝的天，下面是落光了叶子的杨树。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心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放下了很多东西。人的尽头就是新的开始，我真的可以把自己完全地交付出去。我相信这句话，我的焦灼也就越来越少了。
　　商报记者：您说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在网上，一类在床上，一类在路上，您把自己归为哪一类人？
　　李媚：我肯定不是在网上的那一类，因为那一类人是年轻的，时尚的，而我不是。我也不是在床上，因为我不是喜欢享受、追求物质甚于心灵的那一类。我应该是属于在路上的那一种吧。
　　商报记者：在路上的人肯定不是盲目乱走的，都应该有一个方向，或者说是目的地，那么您的目的地是哪里？
　　李媚：灵魂的目的地是天堂。（大笑）现实生活里的目的地是大理。我已经准备在那里定居了，现在正着手安排那边的房子。我去过很多古城，像丽江、凤凰，还有平遥。可是我到了那里，却很失望，觉得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只有在大理，我忽然感觉，这里的雪山、蓝天、湖水和旧石板路是如此的亲切，我感觉在这里，我的心是可以放在地上的。人和一个城市的相遇，就像和一个人之间的邂逅一样奇妙，喜欢和不喜欢，都没有理由。
　　商报记者：作为一个艺术家，您觉得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是既可行又让自己内心可信的？
　　李媚：你的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哈佛毕业回国后，做过杂志，也做过报纸，最后他只专注于一件事：农村教育。每年他都要在中国最偏僻的地方建一所学校，他说与其大而无当地泛泛而谈，不如静下心来做点小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