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们的故事
2008-11-19 10:56:40  

　　在俄勒冈州，Joel Sartore被一名伐木工人揍了一顿。那是1994年，当他即将完成关于联邦土地的部分报道时，有人问他是否在为国家地理工作，当Sartore回答“是”时，那家伙大吼着1990年一则关于森林的报道（由其他人拍摄）“纯属谣言”，然后开始攻击他。 
　　“洪水，火灾，地震，战争，寄生虫，毒蛇，闪电，火山喷发，暴徒，骚乱，恐怖分子的炸弹，大象，犀牛，杀人蜂，海关人员（比大白鲨还糟）——我们都经历过。”Sisse Brimberg指出，“当然，即便是等待光线改善也是危险的。”她回忆起那天坐在墨西哥一座村庄的空地上，一位长者突然与一位年轻的酗酒者发生争吵,长者跑去拿着一支手枪返回来，那位年轻的敌手躲在Sisse身后，拿她作挡箭牌，Sisse吓呆了，直至旁观者说服长者放下手枪。 
　　但更危险的，所有的摄影师都一致赞同的，是缺乏自信。沮丧是黑色的裹尸布。像Bill Allard这样的老手也会在小睡时嘟囔道:“会很不错，Allard——假如你不把事情弄糟的话。”就因为你把事情弄砸了，机身出错，镜头出错，灯光出错，胶卷出错（有时甚至没上卷），在那不可期遇的瞬间，照片溜走了。随即，这世界突然来了大转弯，幸运之星排列成行，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连发生，奇迹不断出现。 
　　“月亮升起来了,”Sam Abell说。“鲜花在盛开，孔雀在开屏”。摄影超脱了自身。 
　　在现实世界中你无法理喻的东西，但它确实发生了。 
　　“我站在一座教堂的台阶上，看到擦身而过的一位妇女有张迷人的脸。”Bill Allard，正在做1982年出版的秘鲁报道。“我43岁，刚与老婆分居，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种严肃的关系。这事首次发生了，我去了一个国家，与一位语言不通相隔万里的女子坠入爱河。”他最终说服了她，Ani和Bill两年后成婚目前与他们7岁的儿子Anthony一起住在弗吉尼亚。 
　　旅途中的浪漫故事在不断地上演。Sam Abell在关于太平洋潮汐的报道中遇见了他的爱人；Steve Raymer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第二任和第三任妻子；Chris Tohus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大裂谷的报道时遇到日后成为其夫人的Elizabeth。 
　　但最令人痛苦也是最典型的现实是长期出门在外（摄影师通常每年要花费大约4个月时间在某个地区拍片），使得婚姻处于崩溃的边缘。“1964年我第一次来国家地理时，”Bruce Dale回忆道，“12个摄影工作人员中有8位离异。”B Anthony在其退休之日把Dale拉到一旁，说：“Bruce……这是不同凡响的42年……但假如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不会……我有一个自己并非不知道的儿子……我甚至没见过他的面。” 
　　到处都是警示的故事，有些很好笑，有些不是。 
　　“我出门很长时间，回来后我的狗直冲我狂吠。”Joel Sartore。“假如那些照片对你那么重要的话，”Dave Harvery的前任女友反唇相讥，“你临终时我就让你都带着。” 
　　一次次地踏上旅程，兴奋，是的，充满诱惑力，没有。在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失败后，Cary Wolinsky如此解决第二次，他与妻子还有儿子Yari一同旅行—— 一个很好的安排，除了有一次在秘鲁，一只沼泽鳄鱼在Yari骑在它肩膀上时把他击倒在地。当他听到儿子的头颅撞击在石头上轻微的破裂声时，他想，“我必须辞去这份工作。”Yari幸运地逃脱劫难，Wolinsky继续为杂志工作并同家人一起旅行。 
　　对其他人来说，玩这把戏太复杂了。 
　　大多数时候，Karen Kasmauski都会把两个孩子留在家中。“我所处的环境太危险，医疗条件简陋，水可能无法饮用。”Kasmauski说。最近他刚做了关于病毒的所有威胁方式的报道。即便一切都结束时，压力还在持续，回家解决一些问题再制造一些问题。 
　　快门速度，快门速度，假如那只是设置转盘的活儿，那么你我为什么不能为《国家地理》拍照呢？一张照片的美丽取决于各个方面，但主要在于观察的能力，真正的观察，它是以如何处理物体与光线和如何预期在你眼前闪烁千分之一秒便消失的短暂瞬间之间微妙关系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