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站一号的夜半酒—访吕楠
2007-10-30 9:34:44  中国摄影

An Interview with Lu Nan  文／本刊记者 王保国   Interview by wang Baoguo。
    我是怀着谦卑之心拍下每一张照片的。
    某种意义上，艺术家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和柏拉图老头子较劲    ——题记
昆明是我见过的最不喧闹的省会城市。
    才刚过晚上9点，南站一号——一座建在原滇越铁路南站旧址上的环境很有特色的饭馆——就有了曲终人散的意思，只剩下两位酒客依栏而饮、不因夜色渐浓而谈兴稍减。一位是摄影家吕楠，一位是记者，听客则为西风残月，还有脚下幽幽黑的铁轨和身边绿绿翠的芭蕉。
    吕楠的名字和作品，摄影人并不陌生；他的面孔和声音，我们并不熟悉。从1989年全心投入《被人遗忘的人一一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专题以后，他独往独来，独行独止，不是在拍摄，就是在赶去拍摄的路上。整整15年的时间，吕楠先后完成了《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1989—1990)、《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1992—1996)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1996—2004)三个大型专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作品对中国摄影的意义会更清晰地显现出来。
　　严格地说，记者并没有对吕楠进行“采访”，因为我们都觉着面对“澜沧江”啤酒聊天比面对录音机讲话更有兴致，也更真实，下文即为记者酒后走笔。
　　“三部曲”的后台故事
    记者：现在人们把你的三部作品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二：部曲来看。开始拍这三部作品之前，有什么计划吗? 还是走—步看一步? 
    吕楠：每一部作品开始拍摄之前都没有计划，也不做任何案头准备工作；由于某种原因，连拍摄日记都不写
    记者：那么为什么当初选择了精神病人的生活这个专题?
    吕楠：我—开始拍的东西和现在拍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在1980年代中后期，我周围的朋友是一些前卫艺术家，像王德仁，现在国内好像知道得不；多了，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前卫艺术家，很早就移居德国了。我是和他们在一起玩。但很快我意识到那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拍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后来又拍了半年的北京胡同，也放弃了。如果我把这个题目做下来，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重复别人的工作。这的时候，我才感到做一名艺术家非常残酷，因为在每个领域都有大师，他们解决了这个领域的一些问题，他们的作品成功了，成功和光荣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身后留下来的是问题。后来者如果想继续在这个领域混，你就得解决他们没有解决的那些问题，做出属于你自己的贡献，如果你的工作只是重复他们，作为艺术家，你就死定了。有人说科学领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在艺术领域其实也是—样。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位西班牙女摄影家拍的精神病人生活的摄影集，她拍得很棒，但还说不上完美，还有完善的余地，我想那应该是留给我的，选了中国精神病人的生活作为一个切入点。当然，这只是促使我选择这个题材的众多因素之—，最终使我决心全力投入的，是我在拍了第—家精神病院之后，那些精神病人的生活状况使我不能安坐。
    记者：我知道你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  已经有不少人问过你：国内也有其他摄影家拍过  同样的题材，你们中是谁最先选择了这个题材?
    吕楠：确实不止一次地有人问我这个无聊的问题，包括做评论的人。其实谁先拍了这个题门并不重要，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以前都有人做过，关键问题是大家最终完成的作品质量怎样?具体到精神病院这个题材，当然是我先有了拍摄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