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学界相继出现“故宫学”、“长安学”等新兴学科。2010年末，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近二十位学者在日本共同催生“洛阳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洛阳学”虽然尚无明确的概念界定和理论体系，但是它倡导联合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阔的视野来关注和研究洛阳，为我们诠释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
“洛阳学”及其缘起
中国历史的中心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长安(西安)、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但是相比之下，长安及关中一带更为引人注目，洛阳常常稍逊一筹。产生上述认识的理由，可以列举如下：从周(西周)到秦汉(西汉)，直至隋唐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主要在关中地区；海上贸易兴起之前的东西陆路交通(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关中地区属于战略要地，而洛阳在军事防御上不具优势，让人觉得只起着辅助长安的作用。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与关中本位政策，可能也强化了以长安为中心的见解。
然而，对洛阳的地位及作用没有足够重视，仅视其有辅助功能是不恰当的。从总体上看，洛阳及其周边的洛阳盆地作为历史中心出现，最早是在和夏王朝有关的著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后有偃师商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 300年)。其后西周在关中建立，而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汉(东汉)魏时期、隋唐时期的隋炀帝及武则天的统治，都以洛阳城为中心。就是在唐朝灭亡，长安衰落的五代、北宋时期，洛阳仍然发挥着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事实上，洛阳作为历史中心的时间要比长安更长。
众所周知，洛阳群山环抱，北有邙山，西有崤山，南有熊耳山，东南有嵩山，位于中部平原的洛河和伊河蜿蜒其间。这里水资源丰富，北方(旱田)和南方(水田)的农业重叠，西部的黄土地带和东部的冲积平原相接，地处交通要道。洛阳占据着统治“中原”的最佳位置，相比之下，长安的位置略显偏西。因此，想建立中原王朝的西周武王、西汉高祖刘邦，都曾考虑在洛阳建都。北魏孝文帝为了实现封建化改革，没有选择长安，而是选择迁都洛阳。之后的宋太祖赵匡胤也认真思考过从开封迁都到洛阳的问题。可见，洛阳在统治者心目中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另外，从日本史的问题上看，以前向唐朝的遣使(遣唐使)被认为往返于长安和日本之间，但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最初遣使是在57年东汉光武帝时期来到洛阳。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使者，于239年魏明帝时期来到洛阳。607年，小野妹子(苏因高)作为遣隋使访问了隋炀帝时期的洛阳。约百年后的703年，大宝遣唐使来访，日本国国号才被正式承认，当时武则天是在神都洛阳。不仅仅是日本的事例，如果历代王朝真正想在东亚立足的话，就应该意识到洛阳是要地。
倘若聚焦洛阳，重新评价中国历史的话，将可能呈现出与以往所建构的历史不同的情况。因而，“洛阳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不过，需要克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此时，我们注意到几乎没有对洛阳及其周边历史的系统研究和通史，到目前为止，积累最多的是汉魏洛阳城的研究，但是它还没有像西汉、隋唐长安研究那样广泛。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邙山的古代坟墓和洛阳周边的历史遗迹，还是丰富的出土文物和墓志碑刻，都应该和“洛阳学”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
“洛阳学”的提出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相关学者围绕历史时期洛阳的考古遗迹、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空间布局及民众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诸多问题，从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建筑学等不同领域做了许多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新材料不断被发现，研究步伐日益加快。然而很多学术研究只是停留在对新材料的简单介绍上，缺少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鉴于此，在立足洛阳研究已有成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