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六点历史启示
2006-11-10 12:42:40  

我还想举战国和唐代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在唐朝任职。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三，就是选择开明。

开明的核心有四点：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已成为经典性的话语。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文选·王命论》），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礼器》）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

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即以唐代为例，太宗对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贞观政要·君道》）太宗深以为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为相。姚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事”，从施行仁义、不求边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杂税等十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玄宗从谏如流，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罢相时，推荐刚正极谏的宋璟继任相位。宋璟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约。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陈亮引仁宗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龙川集·论执要之道》）仁宗表示，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唯开明才能广得人心，唯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四，就是选择革新。

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我在《中华文明史》的总绪论中作过一些说明。现在只想强调一点，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变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诗经》赞美周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便是对“维新”的赞美。《周易》说：“日新之谓盛徳，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指出不断的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周易》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变，是从穷到通的关键。其实，《周易》的这个“易”字，就是变易的意思。关于中国哲学中的变易思想，张岱年先生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张载、程颢、程颐、王夫之、戴震等一系列哲学家的言论，总结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中国哲学大纲》）这种变易的思想，常常被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近代的康有为托古改制，他说：“夫至变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变则通通则久论》，见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版《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这段话既符合传统的思想，又服务于其变法维新的主张，可以视为他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