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叙事
2006-10-29 10:16:17  

    第二次历史画创作中的许多作品都各具特色。詹建俊的作品《狼牙山五壮士》参加了宁波美术馆的这次展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画绘画技巧并不好，但是总体把握和对题材的处理却很好，是现在的画家很难达到的。五个战士就像是五棵青松或五座山峰屹立在山顶，升华了主题，使事件更有意义。蔡亮的《延安火炬》表现了在延安发生的重大喜事，人民打着火把来庆祝，蕴藏着希望的火把，表现了延安的无穷力量。罗工柳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没有以大画面的处理方式来重现重大叙事事件，画家没有表现很大的队伍，毛一人坐在这里，身边放了几本书，他正在思索着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是一张典型的以小见大作品。画家着重对内心世界的挖掘而没有表现重大历史场面。在处理上体现出罗工柳追求艺术语言民族化的倾向，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独到的理解，背景的处理像是中国水墨画，毛泽东也被处理成一块平面的黑色。他的《前仆后继》也是这样，运用单线平涂，向民间艺术汲取养分。全山石的《英勇不屈》根据当年他刚从苏联回来后不久的情况，他理应完全按照苏式的画法，但是他没有，而是按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来处理色彩和笔触。这都是那个强调油画“民族化”时代的产物。
    在当时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和后来的罗工柳油画训练班，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政策指导下，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批本土油画家。“马训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历史画。冯法祀的《刘胡兰》受到了当时江青的指责，原因是画中的群众没有表现出反抗精神。由此可见，文革中的历史画的评价标准是积极向上，不能以自然主义去表现客观历史，必须使观众在看画的同时又起到一种教化的作用。后来引进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把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此来衡量对未来对理想的表现；王德威的《英雄的姐妹们》，据说画家当时画完此画时很得意，说一张画三个人一只眼。主人公的眼神非常准确的表现其不屈的性格；项而躬的《红色娘子军》和胡一川的《开镣》当时就受到非议，原因无非是没能体现积极向上的精神。后来孙滋溪的《天安门前》在当时就非常的出名，因为红色的天安门象征了毛主席的恩情深似海，蓝天白云传达出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喜悦之情，表达了一种“主旋律”。
    文革中虽有大量的历史画，但很多都过于矫饰了，或者标准化了。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就是当时的样板画，体现出“红光亮”和“高大全”的创作模式。但也有面对现实思考的作品，如陈衍宁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此画画于1975年，当时中国正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画家借毛主席站在湘江边上的思索实际上是在问广大观众。还有靳尚谊那时的《毛主席在12月会议上》就已经反映出他对古典油画的兴趣。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彭彬、靳尚谊的《你办事，我放心》、陈逸飞和魏景山的《攻占总统府》是过渡时期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体现历史画的转折，是对理想代替现实、理想变成空虚或者是人们常说的理想变成乌托邦这样状况的一种反拨，人们要求从共产主义理想中回到真实的现实中来，不仅是历史的心声也是整个美术界的心声。
“伤痕美术”更多地表现在历史画中，主要是对文革的反思。高小华的《为什么》表现的是文革中的武斗，但让观众自己去思考。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张红年的《那时我们正年轻》都反映了对文革的反思。罗中立的《父亲》是一张肖像历史画，它的出现正好体现改革开放初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经过日晒雨淋的农民的脸上布满了树根一样的皱纹好似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沧桑与磨难，而在当时看来有点画蛇添足的圆珠笔在今天看来正好是那段历史特有的证明。
    从1981年开始出现了表现性绘画，历史画重新开始对绘画语言的重视。沈嘉蔚的《先驱》、胡悌麟和贾涤非的《杨靖宇》完全用表现的语言来画一个历史题材。特别重要的是许江的《世纪之弈·沉船》，画家对历史画有其特定的思考和认识，宏大的历史意识和换位思考，表现出他对历史、对民族与文化的整体把握，而在其中却没有历史画常见的人物出场，又赋予画面以历史的负载，这样的叙事方式在以前的历史画中没有出现过，具有开拓性意义，他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历史画”的问题。这种现象值得我们研究。戴士和的《左联五烈士柔石》其绘画语言表现很有感染力，柔石的一只脚跨进门来，一束光线正好打在他的脚上，而他的身体还处在黑暗中，紫色和黄色形成对比，作者以此来暗示革命烈士柔石他没有享受到新生活，就在革命胜利之前牺牲了。忻东旺的《武装群众》中，看似矮胖的人物造型但却是那么的生活化，给人以亲切感，反映了新四军武装人民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画家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待历史的解读方式，使得画面显得很轻松很生活化。艺术家大都是从自己理解的角度来解读历史的，所以很多人的视角都很独特。罗工柳的《山，刺破青天锷未残》没有出现人，而是用原始的兵器表达了必胜的信念，后面党旗增添了很强的形式感。陈宜明的《民族正气》、邵亚川的《少奇在农村》都有自己的角度和历史阐释方式。尤其邵亚川的《少奇在农村》描画了50年代刘少奇在农家视察时看到的情景：它以刘少奇揭开锅的动作来突出农家揭不开锅的窘境，具有戏剧性。陈继武的《南巡》和崔小东的《总书记情系东方大港》等作品则展现出中国的新的面貌。《南巡》反映了邓小平视察南方的历史事件，而崔小东的《总书记情系东方大港》表现了江总书记视察港口的历史事件，前者有种春风拂面而来的温馨感但又有一种混沌的感觉，象征中国未来的道路还在探索中；后者用红、黄、蓝三原色巧妙的构思在一起，准确地表达出人民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昂扬的情绪。这些作品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