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谈刘海粟画论与现代摄影的关系。
刘海粟是杰出的美术家、教育家、美术史家、画家。江苏省武进县青云坊村人。刘海粟6岁读私塾、酷爱书画。14岁到上海，入画家周湘主持的背景画传习所学西洋画。1912年11月在上海乍浦路创办现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任校长，招收了徐悲鸿、王济远等高材生，并冲破封建势力，首创男女同校，增加用人体模特和旅行写生。1918年到北京大学讲学，并第一次举行个人画展，收到蔡元培、郭沫若的称赞。
刘海粟的时代，正当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际，绘画的发展更首当其冲。刘海粟则早在1923年便明确指出：是“皆未明国画之为国画，西洋画之为西洋画也。殊不知万国作画，皆逐时代而递嬗，故欧洲古典派之画与唐画相同，写实派之画与宋画相同，以至元画废弃形似，倡为士气，即与印象主义以后之画趋一致焉。石涛，余推为后期印象主义之元祖也，其画其论，以视今日之新艺术思潮又如何?”。艺术的发展不同于科学的发展，它没有固定的公式可套，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就当代中国画的发展而论，只要不是对西洋画抱有偏见，恪守传统，拒绝西洋画的渗入，也未必不是一条出路，例如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等的艺术，便是在传统的固有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功，特别是潘天寿所论“越是具有民族性，也就越是具有世界性”的观点，更有其深刻的真理性，绝非一般盲于中国画而大骂西洋画者所能同日而语。但是，无论如何，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际，唯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刘海粟等为代表的一批亦此亦彼的选择，所作出的融合中西的努力，也就更具有时代的开拓的价值。刘海粟为代表的一比画家，对中国画和西洋画两者融会贯通，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正如现代摄影对西方的摄影采取容纳的态度一样。
融合中西的艺术思想，对于刘海粟来说是一以贯之的，而且，不仅贯之于教学，更贯之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他要培养出一大批融合中西的画家，更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从1923年以来，他不遗余力地大肆鼓吹融合中西的观点：
刘海粟说：“吾愿国人，一方面固当研究欧洲艺术之新思想新技法；一方面益当努力发掘吾国固有之宝藏。……合中西于一炉……吾知今后必有英绝之士——合中西而为雕刻之新纪元者应运而兴起矣!”
“故近数十年来，虽西学东渐之潮流日甚，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艺术上亦开始容纳外来情调，惟无鉴别、无抉发，本末不具，派别不明，一味妄从，故少新机运。愚生于此种‘艺术饥荒’之时代，冥思苦索，发愿一面尽力发掘吾国艺术史固有之宝藏，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艺术，所以转旋历史之机运，冀将来拓一新局面。……吾知将来必有英绝之士，努力锻炼奋发，合中西而开艺术史上之新纪元也。”
正是本着融合中西的宗旨，刘海粟在孜孜研求传统绘画史论的同时，对于西洋美术史论也时有涉猎；其中，尤以1932年所撰《西画苑》最具系统性。作为中国学者所撰最早的“西洋美术史”之一，这部数十万言的专著，其理论的深刻、分析的精辟，不仅在当时具有毋庸置疑的最高学术地位，即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23届国展中的“青年组”就含有西方的“观念摄影”的味道。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画坛，融合中西者并非只有刘海粟一家。但是，他在这方面的具体实践却是与众不同的。首先，他认为，“贯通中外”、“融合中西”决不是生吞活剥，不是一半西洋画、一半中国画地硬拿来拼凑，而是让二者不同程度的精神结合起来，在表现技法和构成意义上有明显的民族风格。他的油画，常有意无意地渗进了国画的技法，以明快、简洁、概括的线条、颜色和笔触，形成浑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