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记录片:麦客》为纸上纪录片•在路上系列之一种。本系列通过作者的行历，以真实的影像和文字记录讲述了1985—1995年之间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表现了当时时代赋于人们的想像、思索、困惑与争辨。

《纸上记录片:麦客》是纸上纪录片在路上系列。

侯登科，1950年7月出生在陕西凤翔农村。1966年初中毕业。1969年12月起参加工作，在西安铁路局做过工人、俱乐部放映员、工会干事和集团公司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起从事摄影创作．参与组织举办了1985年的《西北风》摄影展和1987年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1989年出版了《侯登科摄影作品集》。1997年与他人合作拍摄并出版摄影集《四方城》。2000年出版《麦客》。先后发表了《现状与思考》(1986)、《自觉的历程》(1987)、《现实与幻想》(1989)、《以现实的名义》(1999)等长篇文论。2001年，《麦客》文字获《中国作家》年度散文大奖。2003年2月因病逝世，享年53岁。

十年前，浙江摄影出版社出过侯登科的《麦客》。十年后的今灭，卜海锦绣文章出版社重新整理编辑出版了《麦客》。
当我向锦绣文章出版社领导讲起有可能重新出版《麦客》时，马上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在2009年11月底的丽水，我对李媚和于德水两位老师说了此事，希望能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都表示这是好事，一定会帮助促成的。
作为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具有代表性的摄影家之一，侯登科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但我和出版社之所以时至今日还想重新整理编辑出版他的这部代表作，是因为在我们看来，《麦客》不仅仅是反映劳苦大众栉风沐雨的优秀摄影作品。
几年前了，我说起侯登科时，有朋友说他的照片，既不是欧美的路数，也不是苏联影响下的中国50-70年代风格模样。的确，就如他自己所写的：“我本孤陋寡闻，执拗地不愿效仿大师们的东西，也没有条件效仿。生怕没有自信主见跟着外国人跑了。许多历史和现实给予的东西背在身上甩不掉，一甩就头轻脚重。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也正因为如此，侯登科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充分体现出来。
《麦客》里的照片，大多数拍摄于1985至1995年之间，那是中国酝酿、开启并发生翻天覆地转型变化的时代，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逐渐浮现，变革无所不及的巨大力量搅动着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需要解疑答惑，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我是谁？我在哪里？侯登科的照片，就是这样自噬其心的究诘。他的追寻和实践，体现了一代人的焦虑、期待、困惑、想象、思索与争辩，以及所能达到的知行高度。
此次重新出版《麦客》，收录了十年前没有发表过的许多照片，由于侯登科已经去世，这些照片没有办法作准确的文字说明，这是命运给我们留下的空白。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我们对李媚、于德水、路泞这三位前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拍《麦客》
侯登科
我是比较熟悉麦客的。
孩提时代，每到五黄六月，麦客一拨拨出现在我的故乡。我和同伴们常追在他们后边戏嚷：“你是哪嗒人?“曹是西和礼县人”，“炒面客，炒面客，‘算黄算割’到陕西”。前一句话是拟与麦客的一问一答：你是哪人?我是甘肃西和（县)、礼县人。自然，小孩子笑其“谓我为曹”，并不知这“曹”与古语“我’’的瓜葛和后一句的“炒面客”中欺生的味道。早先，甘肃，宁夏一带的麦客一路乞食到陕，所带食物多是一小袋用燕麦、黑豆、豌豆、高梁混合磨就的“炒面粉”（不像今日去皮所磨的面粉)，以备口粮断顿所用。吃时手撮入口，闭气，或用水拌而食之。“炒面客’，由此而来。虽是谑称，但关中人善待麦客，还是谑而不虐的（现今出版的陕西《风翔县志》，还将“白蒸馍，浆水面…‘善待麦客”列入本地民风)。后半句“算黄算割”一辞多义：每至麦黄前后，布谷鸟北迁，其鸣与“算黄算割”谐音；“算黄算割’’在关中西部方言中意为麦子“边黄边割”，算，含认作、确认的意思；麦客西来东进，一路由绿而黄，行止麦熟边黄边割边退是谓。我家地少，不曾请过麦客，但屋檐下睡过的麦客不在少数，亦常有麦客乞食讨水，曾祖母总是一边唠叨着“可怜人”一边赐予，无多有少。记得有一次，实在受不了“炒面”香味的引诱，我偷了家中的玉米面馍去换，掬之吞下，呛得鼻涕眼泪的一脸面粉，这才知道了吃炒面要闭气的原由。童年记忆中的麦客是难忘的，要不我也画不出“麦客图”。我新奇于他们圆尖底的背篓，据村里人说，他们与我一样是秦人的后代，秦修长城时怕劳役们停歇，律令之下，背篓的方底就编成了圆尖形，放不住，至今未变，而我家的背篓却已成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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