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意义上的“女性摄影”
2009-5-22 15:39:15
以更广阔的角度来看，那种过分强调女性的独特性与自主性的女性姿态不过是70、8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者采取的一种对抗性的策略。它以男性中心文化为战斗的目标，过分地以重建女性的文化与历史为借口，将性别差异强调到了一个不当的位置上，以发动一场“性别的战争”(萨默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语)。正像萨默斯在她的《谁偷走了女权主义》(Who Stole Feminism？，1944)一书中所说的：她们过分地将男性与女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对立起来，永远把自己看作被男性压制的对象。她们渴望宣传自己受压迫的故事，并随时提醒其他的女性也处身于一种不自觉的被压迫的命运之中。
尽管在今天她们在文化、政治、经济上已经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威和力量，但她们漠视现实，活在自己所编造想象的“受害者”的神话与幻觉里，活在一个“性别的牢狱”中，并通过一种特别强调性别差异的“性政治化”的策略——什么都强调女性的独立与自觉——企图将女人们联合起来，把世界上的一切坏事归罪为父权制并发动一场无休无止的性别战争。如果女性摄影是在这种策略的驱动下极端发展下去，而我们又一味地对其它形态的女性摄影表示失望和不满的话，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强调所谓的女性摄影就又是一种偏颇。
我想女性摄影工作者们如果一夜之间都放弃现在这种“不自觉”其女性身份的姿态，而朝着这种意义上的女性摄影目标努力的话，那还是不提倡女性摄影的为好。当然，按照舍曼们的女性摄影的观点来说，以我男性的身份就不配在此谈女性摄影，或许还会有人认为我在此正是表达了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姿态或“父权文化策略”也未可行。因此，在说了这许多之后，我还是就此打住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