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身在西方或非西方的人们，都同样地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控制性影响，但或直接或间接，其紧迫性是不同的。尽管身在西方的非西方人和第三世界社会中的人们，有着同样的第三世界的背景，但却因为具体社会中特定的压迫性结构不同，从而具有不同的感受和对抗策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旅美华人学者徐贲先生在《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一书中说“在第一世界社会中，由于公民社会的基本保障，一些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往往把批判重点放在如何通过揭露现存的公民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和实际不平等性来推动它的完善。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们身处一个公民社会尚受国家机器控制、尚未完全建立的环境之中，难道建立公民社会不比完善它来得更迫切吗？难道为公民社会申辩不比对它的批判更重要吗？此时此地，对公民社会这个观念的批判不仅不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而且会使之更为困难。”——此话一语中的。其实，无论是后现代理论还是后殖民理论，都是以保存人的基本自由为前提的，如果国家政治无限度地侵蚀了公民个人的生存空间，强制人们成为国家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用利奥塔的话说就是：“我们就义不容辞地必须干预”。事实上，有的后殖民主义者如赛义德，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赛义德并不因批判“西方”就从而遮蔽了对本民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及民族主义的批判，包括对阿拉法特的严厉批评。他说：“我一直对洋洋自得、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直到今天，我对巴勒斯坦的看法一直与在《巴勒斯坦问题》中所形成的看法相同：我表达了对存在于民族主义中的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倾向的怀疑……”（《东方学·后记》）今年上半年，他的《知识分子论》由三联出版社出版，我读后对这位鲁迅式的阿拉伯裔知识分子感到肃然起敬，对巴勒斯坦问题也因而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与同情。

    分析至此，让我们再回到李江树的《谁是文明的主人》一文。

    我以为李的这篇文章，就如同他那篇《有狼的风景》一样，都表现出了一种对新理论新观点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探寻。这一点在中国当今的摄影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但由于他的诗人气质，又往往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诗意化、情绪化。通观《谁是文明的主人》一文，其基本观点应该说没有什么站不住脚的地方，只是太情绪化和太绝对化了。

    李说《国家地理》貌似“科学”、“客观”的拍摄工作，是“置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民族情感与自尊于不顾，他们盗用第三世界原住民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在仍保留的古老习俗，他们掠夺了原住民的“自我阐释权”，并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一切写进自己的书里，拍到自己的镜头之中。而这种主导文化对土著文化的攫取是经过篡改和歪曲的。”这是种典型的后殖民主义观点。这说法倒也没什么不对，但我觉得还是过于笼统过于简单了。我们对于“生活在美洲的印第安人，生活在非洲、亚洲、澳大利亚的土著”，老实说并没有真正的深切的了解，有关他们的一些知识，不是来自“盗用”了“第三世界原住民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在仍保留的古老习俗”的西方殖民者们的介绍和宣传，就是来自同样是属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相信李先生大概也和我一样，从没到第三世界的丛林、沼泽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