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听到几个搞艺术的人在议论，准备筹备一个汶川地震一周年的艺术展。其中有的人主张就在本地办；有人则提议说，要办就应该办到北京去，影响更大些。

展览想要什么影响？对广大灾区人民？对社会观众？还是对艺术家自己？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面对灾难，艺术何为？艺术家何为？

面对巨大的灾难，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实际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一重身份是作为公民，作为个人；他可以做志愿者、当义工，可以募捐、筹款等等。另一重身份是艺术家，他的工作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从事视觉图像的创作和传播活动。

我注意到，艺术家常常会忽略自己作为公民的个人身份，他们对救灾的作用，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第二重身份来实现。尽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也参与了募捐，但是更多的人是通过捐出自己的作品，或者通过举办展览和作品义卖来帮助灾区。

这种做法其实是把自己的“艺术”放大了；对许多艺术家而言，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

就拿灾难后艺术家所创作出的那些表现灾难的“艺术品”来说，那些作品究竟有多大的拯救作用和疗伤作用？

在我看来，对灾民而言，你与其让他们观画，不如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和他们说说话，谈谈心，哪怕什么都不说，陪他们坐着，恐怕也要比在家里画画，举办展览、参加义卖更有效果。

对于从灾难中走出来的人而言，让他们反复观看表现灾难的作品，其实是一种折磨，是一次次掀起他们的伤口，一次次挑起他们内心的巨痛。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艺术的僭越”，以及把握好其中的伦理尺度。

“艺术的僭越”是我想出来的一个说法，它的意思是，艺术作为社会的一个子因素，它应该从属于社会的总体利益和总体目标，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社会的灾难，社会的痛苦，常常成为成就和催生艺术的土壤和条件，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国家、民族的不幸成为艺术幸运的必要条件，国家、民族的不幸与艺术的幸运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这就是艺术的僭越。

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文章憎命达。”“文穷而后工”……

拿抓拍到三岁敬礼儿童郎铮的摄影作品为例，作者杨卫华如果不是因为地震灾难，他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小报纸的记者，他不太可能获得摄影金奖，也不可能为国人所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他似乎应该感谢灾难。

杨卫华本人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得知获奖后这样说，“这幅作品是用5万多生命换来的，假如可以在获奖和不发生地震之间重新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我们注意到，当灾难发生以后，许多艺术家几乎是本能地想到了他的艺术，在这个过程中，灾难本身似乎成为艺术家展现自己，展现艺术的一个契机。在主观上，他们是为了救灾而忙碌：在创作，捐作品，办展览；但从艺术的效果而言，他们个人或许成为了受益者。

总之，他们的“艺术救援”和“现场救援”的差别很大。是为自己而艺术？还是为灾区而艺术？或者兼而有之？这恐怕是艺术家的一种伦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