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摄影与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
2008-11-22 11:05:14  

翻开抗日战争的摄影史，我们会看到早在共产党军队抗日战争摄影之前就有过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斗摄影。这次战役的摄影图片有大量的战地激战纪实场面，如《坚守阵地的第19路军战士》、《美国电影界到我军作战前线拍摄有声影片》、《日军焚烧闸北同济路民宅不许我居民逃生》、《日军装甲车冲进江湾镇》、《我军冲过八字桥追歼逃窜的日军》、《我军的高射机枪在射击敌机》、《我军追敌逼近敌所布铁丝网并向敌射击》、《我空军与敌空中大战》、《我宪兵部队在宝山路与虬江路口痛击日军》、《在闸北驻防的我19路军奋起抵抗》、《竹园墩我军阵地》、《88师在闸北环形战壕中的激战》、《坚守在四行仓库的第一营阵地上的激战》等等。这些图片的珍贵意义在于真实战斗的瞬间性记录，它们无法以艺术风格、技术语言来衡量其成就，更难以作为构建意识形态话语的图式。在这些摄影过程中，摄影机只是历史记录的有效工具，摄影师关注的是战争的微观瞬间的视觉图像。

在延安时期木刻作品中，描绘战斗情景最为经典的图像可能当推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1943年）。在战壕底部由四位农民托举着一名士兵在战壕边沿上向敌人猛烈开火，另一位民兵持枪试图攀上战壕，底下一个小孩还举起一颗手榴弹。这幅作品所处理的虽然是“向敌人猛烈开火”这样最容易陷入理想化图式的主题，但作者却敏锐地选取了战壕这一战争空间形式的真实性，在解决空间矛盾的过程中凸显了战斗者的意志和群体形象。彦涵还创作了《奋勇突击》，画面上是与敌人拼刺刀的肉搏场面，一名战士高高地抡起枪托砸向敌兵，另一个战士举着刺刀扑向敌人，整个画面充满了强烈的气势和动感。

比较沙飞的摄影与彦涵的绘画，在有关战斗的视觉图像的样式和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它们都是来源于现实的战争生活，对于战争的性质、力量和前景有着坚定的信念；其次，它们在图像的制作中都遵循着艺术审美的规则，都力图从正面刻画被拍摄者、被图绘者的形象。因此，它们都具有鲜明的中国革命话语特征，战争的纪实性不能不让位于革命话语的宣传性。由此看来，上述那位研究者对沙飞摄影的“解放区模式”与“新华体模式”的概况是有其依据的。从历史上看，中国革命的话语建构过程离不开视觉图像作为工具所起到的作用，这种图像的基本特征是浪漫主义的成分居于首位。如果再深入比较摄影与绘画的不同作用的话，我想最重要的是，绘画可以展开丰富的创作想象和尽可能完美的图式语言，而摄影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客观环境与技术手段。实际上，如果可以使摄影尽量发挥出它记录战争瞬间的长处的话，它的震撼力与历史价值将远远超出浪漫主义式的语言图式，而后者在观念适应性与理想形象上的完美却会使它的真实价值受到怀疑。但是，从中国革命永远离不开动员社会资源、建构思想话语的实际需求来看，沙飞所能做到的已是真实性与理性图式之间的最好平衡了。

背景资料：沙飞（1912.5.5-1950.3.4）原名司徒传，生于广州，祖籍广东开平。1926年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当报务员，1936年9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7年9月在山西太原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同年12月在河北阜平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抗敌报》社副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1950年3月4日，因枪杀一日本籍医生，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在石家庄处以极刑。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