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摄影精神变迁：优雅到浮躁
2008-2-27 10:36:13  《东方早报》

　摄影在19世纪晚期传入中国，肖像摄影一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从晚清的官员肖像，《良友》封面的名媛摄影、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工农兵半身像、劳模照、领袖标准照，以及今天各种时尚杂志的美女、明星和企业家的头像，几乎成为中国人在20世纪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公众文化的一部分。
    
　　在国展的书展上，我买了一本电影演员舒适的传记书。这是一种时下很流行的通俗版的图文书，图片占三分之二。舒适作为一个在1940年代成名的演员，一生拍了很多照片，从民国、“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使我感兴趣的倒不是他的电影成就，而是他一生的肖像变化。舒适在1940年代的个人照是典型的民国男性摄影，油光铮亮的反背头发型，面容神清气满，两眼放光，穿着笔挺的西服，一个典型的风流倜傥型的民国男影星。到1950年代，舒适身上还是有民国时期的优越感，但四十年代那种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气息已经没有了，但精神气十足，具有五十年代那种社会主义纯真年代的健康向上的清教主义特征。比较让人感慨的是1970年代以后的照片，舒适经历了历次运动之后，脸的状态已经完全像一个工人，除了眼神还能看到民国的优雅。
    
　　从一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肖像照上，可以看出一个人几经沉浮的精神史。中国过去一百年的肖像摄影史上同样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经历了多么大的人性折磨，而其中的黄金岁月居然很少。
    
　　中国传统历来是最重视肖像的，尤其是中国传统的相面学，能从脸上读解出所有已经历过、现在的以及将要来临的富贵气和不祥的征兆。
    
　　随着晚清摄影术的传入，英国旅行家、摄影家约翰·汤姆森在1862年至1972年间曾经来到中国，并为中国人拍摄了不少肖像。由汤姆森所拍摄的清朝上层官员不喜欢欧洲人使用油画的阴影方式来表现脸部的立体感和光线的美感，中国人觉得脸上有照相机光源打上来的阴影是不吉利的征兆。这使得晚清的很多官员肖像摄影使用的都是泛白的高光照。中国人在晚清时期的肖像摄影大部分都是面无表情、神情严肃甚至木讷的，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底层百姓。晚清也是西方旅行家和摄影家首次大批涌入中国的时期，他们将这些中国人缺乏人性活力的肖像照带回欧洲出版和发表，无疑影响了欧洲人日后对中国人的形象的看法。
    
　　民国是中国肖像摄影的黄金时期。民国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肖像摄影为“名媛摄影”和“精英合影”，《良友》画报除了抗战时期和个别特刊外，在二十多年间几乎每期都使用一张“名媛”肖像照封面摄影。一开始使用电影明星像蝴蝶、周璇，后来使用了并非明星但气质优雅的“名媛”。
    
　　民国的“名媛”主要指大户世家或书香门第出身的女儿。“名媛”的肖像一般风情绰约而优雅动人，《色丨戒》的原型郑萍如也曾经上过一期封面，她的父亲是著名文人于右任的秘书。所谓出身大户世家的概念在民国并不是指当时的大资本家，而是主要指清末的遗老贵族和文人世家，民国社会之所以会有“名媛”群体，在于有一个自诩为贵族和文化嫡传的晚清以来的末世群体，他们不仅嫡传国学和琴棋书画，还开风气之先接受西方最新的文化。尽管他们不再是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主导阶层，但还是拥有中上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上的社会影响。
    
　　民国时期的肖像摄影另一大高峰是“精英合影”———从蔡元培胡适的自由派文人、黄宾虹的文人画群体、毛泽东周恩来的共产党群体，甚至黄金荣杜月生的帮会群体。民国“精英合影”的一大特色是站位成散状，比如在一个花园假山石背景下，有的人站在假山上，有的人站在水边，前后左右站得自由散漫，每个人姿势各不相同，解放后的单位合影那种严密的一排排秩序化的排列显得组织纪律性特别强，这种纪律性很强的合影在晚清政府的合影中出现过，比如福建水师学堂的合影，留美幼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民国时期的精英文人以自由民主、大义救国为己任，那是一个标榜个性、破除旧文化的年代，“精英合影”的魅力还不仅在于散状站位的自由派文人和革命者的相处状态，民国时期的肖像摄影主要体现在那个时期的人性魅力，那个时期的文化和政治精英还没有背负着意识形态的沉重约束，他们身上一半还处在传统之中，有一种儒家或使命的自律性在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