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摄影评论家巩志明吊唁恩师侯登科
2006-12-8 9:19:30  新浪文化

侯登科先生生前好友、中山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杨小彦主持发布会

 

侯登科先生生前好友、著名摄影家于德水在发表讲话

侯登科先生生前好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艺术总监李媚在回答记者的提问

侯登科先生的女儿向为奖项奔波的众人表示感谢

　　大年初三，老侯走了。侯嫂说，“老侯体谅人，不想把大家搅得过不成年”，老侯的女儿小瑾说：“爸爸走得很平静”。
　　像心有灵犀，在那天中午，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天昏地暗，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和父母说，“一个人物要走了”，便向医院奔跑，路上碰到侯嫂，见她神态凝重，正和老侯单位的负责人说事，打了个招呼就奔上老侯的病房，一个多月了，老侯的亲人已经拒绝一切外人的探望，其中也包括我这个居住在离他家不到50米的，作了几十年邻居的“熟人”，期间我已经几次吃了“闭门羹”，可是这次我见到了老侯，是2月3日的13点20分，老侯在弥留之际，周遭全是他的亲人和朋友。40分钟后，老侯磕然长逝。
　　从那时，一直到大年初五上午，把老侯送走，我的意识始终是一片空白，像一间没有家具和饰物的房间，甚至没有意识和感觉。
　　我和老侯生活在一个铁路家属院。老侯是什么时间走进我的记忆的，我真的不好说了，因为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记得老侯在我们家属院的工人俱乐部把门收过电影票，也放过电影。后来，在工人俱乐部的影展中屡屡看到他的名字，什么照片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对于这个“ 

文化人”，我打小就从心底钦佩。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我和老侯住在同一个大院子里，因而改变了我的人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经在全国的报刊上，同时开四五个专栏，虽然我对比我年长十三四岁侯登科先生一直十分敬仰，但是我们没有更多的交道。1996年9月8日，我和一个摄影人一起去拜会侯登科先生，那次我们畅谈了许久，分别时他赠送我一本他的《侯登科摄影作品集》，并题了字。后来我们接触多了，聊天的机会也多了，每次聊天好像都和摄影有关。渐渐，我们聊得越来越投机，我也就“顺理成章”地介入到胡武功侯登科邱晓明摄影的大型画册《四方城》的后期之中，做了一些推广评论报道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论是《从“西北风”到“艰巨历程”再到“四方城”》，发表在1996年12月18日的《人民摄影》一版转二版上，有一万多字，后来，我把这一天视为我正式开始摄影评论的日子。
　　后来，我和老侯聊过多少次摄影，我已记不清，最初的聊天很正式，每次我都有提纲和笔录，尤其是我在写作“当代中国摄影家系列点评”的日子里。许多次都是在他家里，有时侯嫂在旁边，更多的时候是在老侯的办公室，往往只有我们两个人。不论是人前还是人后，我从来没有称过他老师，哪怕一次也没有，永远只是“老侯”，他也从来都是叫我“小巩”。老侯呀，您生前我从没有叫您一句“老师”“先生”或者“前辈”，您走了，我却在献给您的花圈上恭恭敬敬地写下了：“恩师不走，《麦客》《新帽》《出征》永存！学生：巩志明 泣血。”不是我嘴硬，也不是我矫情，因为在我的心目里，“老师”二字价值千金。谁比我年龄大，我可以称他为“先生”，因为他的确“先生”；谁比我出道早，我可以称他为“前辈”，“前辈”其实就是您排队排得早而已；假如谁的官职高，那更好办，我可以把他称为“长官“，因为它只说明您的职位别的什么也不说明！可是在我的心目里，老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甚至是“道德文章，思想人格”的楷模，只要名副其实，我才不管他是不是年少，是不是新人？从这个心思上讲，老侯地地道道是我巩志明的老师，只是我认师认得太迟了。
　　从初三到初五，我几乎没睡什么觉，除了为老侯的后事张罗忙活外，更多的时候是痴痴地发呆。我突然，意识到了孤独，突然是那样地怀念老侯。这种孤独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孤独，可能更是一种心灵交流层面的无法接受和释放；这种怀念也不仅仅是日久生情的不能自拔和惯性，可能更是一种文化甚至是思想断裂之后的无法痊愈。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对我是这样，我必须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