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了《纪实摄影向何处走？》之后，听到了很多反馈意见和建议，与一些好友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所以近来一直在思考这类问题，于是准备再写一篇《纪实摄影：一种捍卫良知的方式》，来作为这篇文章的前提与补充。《纪实摄影向何处走？》是一篇偏重探讨纪实摄影在图像语言方面问题的文章，但有关纪实摄影的人文意义则谈得很少，很容易给人一种纪实摄影只是特定的拍摄技巧和语言表达的误解……其实文章的本义并非如此，我讲的“解放语言”和“发现”，就是包涵了拍摄者的人文维度的，缺少人文维度，而只讲求技巧性的语言，那叫“驾驭语言”，正是我所反对的。

    人文维度是纪实摄影的前提和归宿。为什么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就纪实摄影的人文维度展开去谈呢？是因为有关纪实摄影的“真实性”这个问题，我当时还没有想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思路。

   “真实性”这个问题，并不像我们日常所说的是真照片还是假照片那么简单。在文本理论的研究中，“真实性”其实是无法探究的，可以讨论的只能是“真实感”。比如，假照片固然是虚假的，那真照片就一定是真实的吗？也就是说一张照片没有摆拍，没有后期篡改，我们不能说它是假照片，但我们就能因此而说它是真实的了吗？再如，我们每天看到的一切，都可以说是“真”的，街上的人……路上的车……一幢挨着一幢的高楼……如果我们把这些拍下来，难道就可以说我们拍到“真相”了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这些就是“真实”的话，那“真实”岂不也太廉价了？

   开始时，我曾想过用“诚”来代替“真”，用“伪”来代替“假”。古人说：“修辞立其诚”，“真”的问题既然太复杂说不清，“诚”就好办一些，只要拍摄者抱着真诚之心去拍，那就不会“伪”。我曾把这个不成熟的想法在一个研讨会上提了出来，唐东平等朋友觉得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那些被洗过脑的人，非常真诚地拍了一辈子，却很有可能大多是假的，大多是政治宣传片……

   直到一个多月前，我才理出一个新的思路，即纪实摄影是捍卫良知的，所谓“真相”其实是良知的一种能指。

   所谓“真相”，其实是有语境的，是一系列话语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必须是被权力话语所遮蔽所篡改所无视的。比如说一座大楼忽然倒了，如果那天正在刮台风，建楼者就会说是台风刮倒的。但如果那天的台风并不太大，并不足以刮倒一座楼呢？建楼者的话就成为了对“真相”的一种遮蔽一种篡改……于是一切有关这座楼的现场影像、话语阐释、相关资料等等，就都成为了“真相”的一部分。所以“真相”的意义其实不在于“真实”自身，而在于它是非“假”（提供了证据）和反“假”（驳斥了谎言）的。没有谎言，也就无所谓“真相”，当谎言充斥视听，于是“真相”弥足珍贵。捍卫“真相”其实捍卫的不是“真相”本身，而是在捍卫人类的良知。所以说“真相”乃是良知的一种能指。

    如此一来，纪实摄影的人文维度与纪实摄影的本体语言就成为一体的，而非分置的了。也就是说，纪实摄影如果失去了良知，也就失去了其最最深层的所指，就会化为空泛的能指的泡沫。

    而摄影语言，从最根本上说，其实就是在物（物象）与影（影像）之间建构一种意指关系。摄影不同于文学，文学是二级符号，是编码的；而摄影是初级符号，必须运用摄影的手段去进行貌似非编码的编码，也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修辞——反修辞式的修辞。这种修辞方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记录性，而纪实摄影则是将这一修辞方式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摄影门类。从最深的层面讲，这就是纪实摄影的本体语言，而具有这种本体语言的影像，与其他一般性的记录性影像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其可以为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