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院作业之：文学批评总体状况
2008-9-12 11:15:29 藏 策 

 因为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教师、理论批评家，用白描校长的话说就是“成分很高”，所以自由讨论在鲁院的课程中就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研讨中的核心问题，由鲁院以问卷的形式发放，我称之为“鲁院作业”。

问：你对我国当下文学评论总体状态的看法？

答：

1、国内的文学理论批评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文革的低谷中艰难起步，在不断的思想解放和话语流变过程中，经历了“歌德”与“缺德”、“人道主义”与“异化”、“主体性”问题、真/伪“现代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讨论，以及精神分析学、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等等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引进和普及，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已经达到了自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最高水准。

五四时期，虽然出现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吴宓、朱光潜、瞿秋白、梁实秋、陈源、梁遇春、常风等一批大师级的批评家，然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理论批评的“黄金时代”，在五四时期还尚未到来。

而今天的理论批评，早已走出了思想封闭和集体“失语”的后文革时期，也度过了西方理论狂轰乱炸“各领风骚一两年”的恶补时期，“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至少在一部分前沿批评家那里，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理论批评，正在“范式”上逐步地与世界接轨。可以说，中国的理论批评，正在告别“拿来主义”而走向“拿去主义”，正在迎来属于我们汉语的“黄金时代”。

2、从20世纪的中叶开始，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代表其“文化软实力”的，已经不再是小说、诗歌等传统的文学文本，而是有关文学/文化的理论。如果说以往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是马克·吐温，是福楼拜，是乔伊斯的话，那么今天的“英雄”则已成为罗兰·巴特、福柯、拉康和德里达们。然而关于这一点，中国文学界的认识似乎还并没能完全“与时俱进”。因为在传统的文学观念里，文学批评只是给文学创作“支招儿”的，作家是“一线”队员，而批评家是“二线”的队员，是为作家提供补给，为创作保驾护航的“后勤”……然而在今天全球化的文学/文化的格局中，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窃以为不可不察。

3、在这种全新的文学/文化的格局中，中国人能否在世界接轨的前提下，实现本土的理论原创，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体现一个东方文化大国的“软实力”呢？本人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西方的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后XX主义”，其实都是在现代语言学这个大平台（范式）上，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对象转换出来的。就像汽车生产商会基于某一平台，制造出不同型号的汽车来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如后结构主义中有关“中心”与“边缘”（德里达），“发声”与“无言”（福柯）等理论，用之于性别研究，便成了女性主义解构“菲勒斯中心”的利器，用之于种族研究，就又成了“后殖民主义”的依据……中国的理论界，其实根本就没必要跟在这些各领风骚三两年的“主义”之后疲于奔命，因为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这个学术平台，我们同样可以“发明”出新的理论来。这颇有几分像当今中国的汽车业，在引进了某品牌的核心技术及平台后，自己同样可以升级换代，推出新的车型来。而今天文学理论批评所存在的问题也正是——要么都在跟着西方的种种“主义”跑，要么又盲目拒斥当今西方的学术“范式”，就像生活在今天不会用手机而只能靠飞鸽传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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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论与批评是相互依存但又不尽相同的两套话语系统，理论并不能替代批评，但没有理论作为知识背景的批评，又注定是短视的，是行之不远的。

将西方的理论方法用于汉语文学文本的批评实践，是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的。就如造车业在引进技术平台后，仍需根据中国的实际路况、油品等，对数据加以调校一样，西方理论在用于汉语的文学批评时，同样需要认真地“调校”一番，因为汉语本身就不同于西语。比如，雅克•德里达有关“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就不能直接地用到汉语的批评中来。因为在汉语中，“文字中心主义”的文化特征十分明显，根本就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