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由官方话语,到民间话语,再到私人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历程,其中脉络当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不谋而合。
以私为名
——评赵利文作品《我的朋友们》兼谈私摄影
李楠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私摄影,在21世纪愈来愈多地进入公众视野。一批年轻摄影师如鱼得水地在这种影像方式中找到倾诉与表达的快感,个人的私密生活、自我的内心注视、充满颠覆性的视觉张力,将本来的自言自语迅速地变成大众集体的流行语——私摄影暗合了急速转型的消费主义社会里,人们群体性的迷茫与探究自我的冲动。在各种展览和媒体影像中,私摄影的作品和作者越来越像时尚主角一样受到追捧。
这样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人的欲望被空前地挑逗,而且,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理想,并籍由各种消费行为即时兑现。但这种像提款机一样的满足感就像冲上沙滩的潮水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人们无法在流沙上构建城堡用以栖身的时候,转而对需要安放的这个"自己"产生了无穷的兴趣。这个欲望的本源体究竟是为何物?举起相机,最近的就是自己,无需出门,甚至不用起床,对视就可乘兴而来;即使是镜头向外,客观世界也完全是一种主观色彩的呈现,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毫不搭界,遗世独立。因而,"私人性",是一种比"民间性"更为彻底的反叛与对立。
摄影,由官方话语,到民间话语,再到私人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历程,其中脉络当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不谋而合;同时,私摄影的兴起具有很鲜明的自觉性,崇尚自我的这一代人几乎将其作为一种"独立宣言",而且共鸣者甚众。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陕西摄影师赵利文出版他的个人作品《我的朋友们》,并将其放到私摄影的范畴中,是一件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事情。这组作品拍摄于1986年至1994年,有一些曾经夹杂在他的《世俗西安》中露过面。彼时,这些
人物是古城西安世与俗具体而微的的载体,当下,当他们重新以这般面貌出现时,只是赵利文私人生活圈子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当他们从一座城市的社会表征符码蜕变为一个个人的隐密观察时,他们自身作为个体的存在反而更加鲜明和突出了。
《我的朋友们》有两类人,一类是寻常平民,显然是一群摇滚青年的小团体。一类是社会名流,基本是西安城中的文化名人。他们的共同身份都是赵利文的朋友,而朋友,即具备相同或相近价值观的人,这恰恰是私摄影的摄影者与被摄者之间默认的一种关系。因为这种关系,被摄者允许摄影者走入自己的私生活,在镜头前展示不为人知的一面。这种展示与其说是一种出于信任的隐私暴露,不如说是摄影者与被摄者合谋以这种方式强化和突显他们共有的价值观。
不是吗?当恋人们带着欲望的气息亲密相拥时,爱情一点也不柏拉图;而当人物以各种颓废、戏谑、焦虑、疲惫和反叛的姿态在杂乱、逼仄的空间里展现时,观者分明能感到他们和赵利文一起发出的长长叹息:对现实不妥协,而又无法改变现实。那么,至少,留下一张真实的
照片吧。照片只是一个物件,而摄影只是一种名义,以私为名,为的是向公开的那个世界保存一份属于自己的秘密。这个秘密可能是从现实逃逸出去的通道,也可能是与现实对抗的武器。因为它完全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所以,即使一些画面多少有些表演的痕迹,但依然非常动人。可以想像这些青年20年后再看到这些照片时的感觉吗?他们可能已经成为彻底的归顺者和遗忘者,但是照片会提醒他们,曾经的一切。
和当下摄影师私摄影中完全飘浮在空中的苦闷和焦虑不同,赵利文80年代的朋友们的苦闷和焦虑是可以落地的,也许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存有理想的年代,连苦闷和焦虑都带着一丝单纯。这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