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纪实摄影的目的
2008-7-30 13:31:27 李楠 

生活——纪实摄影的目的

——评杨延康的《藏传佛教》

李楠

    深圳摄影师杨延康，长居繁华都市，却常至穷乡僻壤；身陷万丈红尘，却偏具宗教情怀。从2004年的《乡村天主教》到2008年的《藏传佛教》，杨延康的影像书写始终在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内外兼修：物质极度贫乏下的精神灵光如何烛照，又是如何让生活其间的人类安置他们的肉身和灵魂。

    杨延康的书写之所以在林立的同题作品中显现光芒，又始终保持生命的温度，我以为，在于他并不是仅仅偏执于题材本身蕴含的对比，徒然作"君子固穷，不坠青云之志"式的酸文人喟叹--类似的角度俯拾皆是：一方面将拍摄对象的艰苦生活牧歌化、诗意化，一方面将精神层面的理念仪式化、符号化，二者相加，摄影师呈现在世人眼前的，只不过是一堆好看的明信片，无论耗时长短，终究属于精神到此一游的副产品，而非斯地斯人的血肉生活。而杨延康所做的，是让这群人真正地在他的照片里"生活"了。

    生活是什么呢？"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布列松说的其实是纪实摄影永恒的命题。它是平淡的一口呼吸，它不是宗教所虚构的那个世界，不是上帝和佛祖居住的虚无缥缈长满了奇花异草的圣境。摄影师不能闭着双眼唱赞美诗，那样，他看不到真正的"神迹"是在人间。同时，生活又是惊天动地的一个执着，是执着将零乱的片断连构成意义。因此，摄影师睁开双眼，所见不是处处别无二致的俗世，不是没有任何提炼意义的乡村与集市。生活，是圣境中的俗世，也是俗世中的圣境。

    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确的关于纪实摄影的两个问题是：摄影师必然要面对、进入他人的生活，却万万不能将他人的生活简单归类，贴上标签，打包发送。摄影师并没有这样的权力，其实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尽管有不少人常常这样自以为是。他们常犯的一种毛病就是：以他们的意志下产生的瞬间编织生活画卷来代替生活本身，并且宣布那是他们发现的某种生活真谛甚至是主义，由此，他们和他们的照片一起也获得了某种名号可以招摇过市了。如斯速成的"标签摄影"其实也像标签一样，经不起一戳，就露了"货不对版"的怯。

    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纪实摄影师也不要把"还原生活"作为一件洋洋自得的本事。为什么要"还原"？生活本来就在哪里啊。除非是先把生活异化了，才需要去还原。以为"还原"就真实了吗？刻意地表现平凡，与刻意地表现伟大一样，都是矫情，都容易变形、失真。

    在厘清了这样两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能满怀喜悦地阅读杨延康的《藏传佛教》，并且感受到它对于纪实摄影的重要。它为纪实摄影所贡献的，即在于它提供了一份不会死亡的、活生生的藏传佛教信徒的生活，他以这种形式，回答了纪实摄影应该如何面对、进入和保存生活；其实也回答了纪实摄影应当如何发扬自身的历史文献价值的力量。《藏传佛教》中不见殿堂之上对佛的顶礼膜拜等诸多仪式的铺陈，却有风雪之中等待法会的藏人的坚守；抄写经书的小僧人，也许正在与佛对话，但分明又是一个可爱稚气的孩童；喇嘛们练习法舞时的身姿充满了力量与韵律，有着纯粹作为舞蹈的美感；妇人们辛苦地劳作着，如是已几百几千年......所谓宗教，正是生活的哲学，而这些生活的细节，出自于杨延康的生活哲学的选择，并由他进行了从所思到所见的水到渠成的视觉转换。因为背后的思想支点，这些生活场景既不是贴标签，也不是所谓还原，它们自然但不随意，质朴但不粗糙，平静笃定的叙述中时时有视觉上的惊喜。

    杨延康深谙生活是摄影的最佳拍档，无论他有苦难癖好或是展示了原始快乐，都不能直接地说出来；无论有信仰或是有理想，也不能出示证书来证明。但，生活可以把一切你所想要的，慷慨地馈赠与你。纪实摄影所能做的，就是把每分钟都在消亡的生活变成人类共同的记忆。这样一种看似基本的目的，却在现实中日渐远离。因此面对每年生产的大量影像，阅读的喜悦越来越难得，而幻灭感和无力感日益深重。那么多的照片，简直就是尸横遍野，它们是僵死的，虽然被展览和印刷，却从不曾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