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读书报》有一个采访，对象是著名的作家韩少功，谈到了当今文联、作协的一些问题，让我自然想到了摄协。下面先来看其中的一段访谈——
读书报：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文联、作协这样的体制是否需要改革？应如何改革？
韩少功：文联、作协这事很难办。你说它是行政机关吧，它的规定动作不多，制度约束也粗，还不如某些经济管理部门，比如卖土地毕竟有了“招拍挂”等一套办法，有配额，有审计，但文化这一块几乎是空白，常常是摸脑袋、凭印象办事。你说它是公司或者社团吧，它又缺乏奖能惩庸的足够手段，大家端着铁饭碗，日子很好混。从大定位来看，这些团体到底是“第二文化部”，还是行业工会，或只是个交流沙龙？这一类机构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一是要做民主的文章，克服“官气”；二是要完全公益化，克服“商气”，就像我对孙家正说过的：不能傍大款。当时他加了一句：“还不要傍大官”。但要把这两句话落实为制度，成为一套完整和严格的规定动作，并不容易。……
（从50年代到今天，谁在傍大款，傍大官？）
是的，很不容易，我们的中摄协也是。不仅傍大款，同时傍大官，因为只有这样，“日子很好混”，却伤了无数摄影人的心。比如中摄协冠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摄影展览，几乎非“官”即“款”，平民摄影人再有出息，也上不了殿堂。而看看那些“官”、“款”的所谓作品，有多少是过得去的，上得了殿堂的？比如中摄协冠名的各地的国际摄影节、摄影展，冠名的目的就是要钱，结果久而久之，有骨气的都退出了，比如已经退出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比如正在逐渐退出的云南大理国际摄影节……是啊，挂一个中摄协招牌，拿两个不三不四的所谓国家级的展览对付，狮子大开口一次就是几十万上百万。还有如吴家林所说的，一些人拿着中摄协的红头文件到处招摇撞骗，到处敛财——我不知道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审计的，至少每一年公布一个流水账，至少让中摄协的会员一目了然才是！否则说不清那一天又冒出一个郭美美之类的人物，从红十字会到中摄协，弄得很被动，坏了口碑不是？
（新农民同样的笑容，还是60年代来得更实在，毕竟是在数钞票，而不是中国最高级别影展中的农民在数棉花）
在建党
90周年的今天，我突然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都应该是不傍大款不傍大官的，历史有证——当年斯诺写过《毛泽东自传》，延安版的翻译者张宗汉在《后记》中写道：“真的，毛泽东先生，所言所行，都是很平凡的，例如，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而没听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
（哪个时代的照片更精彩？更适合傍大官？）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历史了，我们只能面对现实。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已经怀着忧患意识（我甚至意识到有点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还有：“……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要坚持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所有优秀干部都能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还有：“……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还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还有……中摄协的领导们，你们学得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