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说：我尤其认为，有两种趋向对于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趋向就是它的积极肯定一面。它所记录的生活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甚至有时候是幽默诙谐的。也就不再是枯燥乏味的。我想需要一些新的、受欢迎的领域，取代仅仅是批评的、绝望和被剥夺的拍摄。有两位人物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就是鲁斯·奥金和陶斯·松本。他们的照片看上去很轻松，看了会让你笑，或者至少对自己微笑。也就是说，在整体上给你的感觉让你不会对我们的世界感到绝望。
另一个趋向就是往另一个对立面发展。也就是希望得到一种新的真实——一种影像中清澈、毫无隐瞒的真实性，这是以往的纪实摄影所无法达到的。我以为他们所关心的，并不在于生活是“什么”，而是和“为什么”关联。他们更多地是提出问题，而非给出答案。从这一点看，路易斯·福勒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以为他的作品具有探索性和令人困惑的地方，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诗性。他会通过一个新的视点带你观看传统的真实。他的影像真的让我无比兴奋。这些作品会让我感到不安和疑惑。在他的影像中的确捕捉了大量不可思议的神秘，留出了可以让你的思维能得到漫游和探索的空间。
他最后说：我想尽管这两个趋势有着非常的不同点，但是却在健康地发展。第一个趋势的发展已经很明显，第二个因其记录了混乱甚至所引起的困惑，引起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警觉。我以为这些对于当代年轻摄影家的走向是非常有价值的。除了我所提及的代表人物之外，还有很多人都在实践之中。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会益发凸显其价值，改变纪实的理念。
六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佩奇当年的观点真的是真知灼见。他精确地做出了时代的定位：将温文尔雅的、具有暗示意味的人文主义价值的社会纪实空间，和锋芒毕露、更具探索和困惑的视觉空间区分开来。他所提出的“纪实理念”一说，就是希望能够通过照相机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
更重要的是，佩奇不仅在理论上对这一时期的“纪实”或“街头”摄影方式提出了挑战，同时在实践的领域，经过自身的努力，以其作品提供了一种新鲜的、以视觉为中心的范例，从而向未来致意。然而摄影史却偏偏遗漏了当时发言的这十分之一，遗忘了佩奇当年的真知灼见和他的实践。也许今天，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时候到了。
上图为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