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才成就了一位引人瞩目的摄影家。他最为重要的作品都是在短短的几年中完成的，集中于 1944 年到 1950 年之间。而他的创作峰巅，也就是在 1949 年到 1950 年的一年，当时他是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成员。整整的十二个月几乎让他耗费了全部的精力。他的作品似乎在挑战所有的一切，尤其是摄影领域的方方面面。他首先自我建立一种观念，然后逐渐在一个过程中冷酷无情地加以自我批判，继而转向另一个可能更高的层面。正因为这样，他锻造出了一种新的摄影视觉，一种具有新鲜活力的纪实力量和审美的观照，从而构成了非常个性化的人格表达语言。

在他那个时代，佩奇的作品应该是值得尊重的。然而他计划在 1950 年出版的画册《纽约》，却因为他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无法得到出版商的理解，导致了流产。于是在 60 年以后，也就是摄影家去世 20 多年以后，我们才得以有机会完整地看到这本画册的诞生。也许这样一种纪念的方式，也是对艺术史的挑战。

画册的出版接近于佩奇生前的预期，当然如今已经成为一段历史。我们也只能通过想象，尽可能还原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和情调。

是否可以这样说，佩奇这十年实践的重要性，就在于提供了美国摄影两个最伟大时代的连接点：前者就是 30 年代到 40 年代以农场安全局为代表的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纪实风格，后者则是 50 年代街头纪实摄影所形成的主观化的、诗意的、以及更年轻一代的表现主义风格。从本质上说，佩奇以其预言的方式跨越了多萝西娅·兰格和罗伯特·弗兰克的审美世界。他对古老的传统致以敬意，并且创造出了未来可能的元素。这样一种个人化的、具有先见之明的实践，从而确立了佩奇无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在重新评价他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有机会对他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回顾历史， 1950 年 11 月 20 日晚上，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一个题为“什么是现代摄影”的专题研讨会。主持人是博物馆的摄影部主任爱德华·斯泰肯， 500 多听众蜂拥而至，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想知道出席研讨会的十位美国摄影的重要人物探讨摄影艺术，并且看看谁更能代表这一个时代的美国摄影。这十位摄影家是：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沃克·伊文思、乔·米利、莉赛特·莫多尔、赖特·莫里斯、荷马·佩奇、欧文·佩恩、本·沙恩、查尔斯·席勒以及阿隆·希金斯。

斯泰肯之所以选择这些发言者，基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威望，同时也希望呈现多样化的空间。荷马·佩奇是这一群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发言涉及纪实摄影新的发展趋势，以及自己的实践，用斯泰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存在和生活的方式”。佩奇的发言简练，具有深度，却充满了丰富性。

他这样说道：我觉得今晚的发言有一种责任感，所涉及的是年青一代所谈论的纪实摄影家的发展趋势。我以为这一趋势所具有的重要性，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体上看，我以为有一种脱离传统客观报道纪实的方向，变得更为私密化、个人化、以及拍摄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