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着色师周琦没有等来令人期盼的1997年，便选择了自杀，成为我们这个喧嚣年代的另一种难以言说的现实。本文作者为周琦侄儿——学摄影的大学生——2011年5月中旬，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目睹记忆模糊的大伯当年留下的着色照片。
周琦十七八岁时给自己着色的照片
子固路公社“星火照相馆”，“文革”时期盛极一时，地址位于南昌市胜利路，在倒闭后被馆旁的亨得利钟表行吞并，取而代之的是高档精致的钟表珠宝。现在的胜利路已发展成嘈杂闹市区中的步行街，浓厚的商业氛围，时尚诱惑应接不暇，只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再没有年轻人知晓胜利路136号的故事，恍如匆匆过客，离开了无影无踪，在旧址只能看见蓬勃发展的城市繁华。那承载着影像记忆的照相馆，曾经的寻梦人，在故人的回忆中被逐渐淡忘。
1976年，周琦(右)和同事在星火照相馆
1957年5月7日，我的伯父周琦出生于南昌市叠山路，家中排行老大，家人都唤其为“本琦”。据父亲回忆，本琦打小就是个浑身充满着艺术细胞的主儿，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一口好笛子，甚至可以用小提琴演奏《梁祝》，每逢明月夜，他喜欢独自在阳台酌酒一杯吆上一曲;本琦还下得一手好棋，写得一手好字，不过最爱是绘画，用炭笔给朋友画像，一画就是几个小时，别人拿到画像没有不喜欢的。老屋墙壁上的山水画正是本琦一手操刀的，可惜2005年旧房拆迁时随老房子一同被夷为平地。本琦非常勤奋好学，他每天翻阅报纸，在小本子上摘抄读书心得，还把水彩画的技巧等记在其中。进入美院深造是本琦的最大梦想，这也让当年许多同龄人不理解但又佩服不已。
实际上，年幼时的不幸遭遇给本琦的生活蒙上了极大的阴影。小儿麻痹症带给他的是不灵便的腿脚，还有作为“瘸子”遭受的欺辱和歧视。对于这些，本琦咬牙忍着，能说会道的他有时沉默寡言，眨着眼一个人默默思考，但眼神里透露着积极和乐观。他热爱游泳，也许水才能给他足够的自由去充分释放自己的身体，他常常一个人横渡赣江。中学毕业时，因为身体残疾，没有大学愿意接收他。无数次的尝试化为泡影后，本琦仍然试着将自己的近百幅得意画作托人带到浙江美院，希望能被破格录取，但终是石沉大海。时任粮食公司经理的爷爷周崇信希望儿子老老实实留在身边，于是托熟人介绍进入星火照相馆工作。那会儿能在照相馆上班，也是很让人羡慕的。每当逢年过节、参军、学生毕业时，来拍照片的人前拨儿没走，后拨儿就来了，得排很长的队，70年代的“英雄城”尤甚，拍张照片是件非常隆重且难得的事儿。
钱塘江六和塔。风光片的着色相对困难。
1974年，未满17岁的本琦开始了青年着色师短暂而又影响终身的职业生涯。那时一个照相馆拥有多少着色师，决定了它实力的强弱和影响力的大小。着色师的“后期加工”跟摄影师的前期工作相比，重要程度一点儿也不差。给照片着色是一项“幕后工作”，看起来不复杂，干起来却需真功夫。称职的着色师工作起来必须胆大心细技术硬：黑白照片拿到手里后，要先用药水将其变黄，然后摆出12种色彩的调色板，用不同的工具对照片进行上色，细微的地方必须要用竹签挑上棉花一针一针地点，嘴唇和瞳孔的反光点要用刻刀在相纸上刮来刮去。本琦将他绘画方面的才华在摄影，尤其是手工着色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张钱塘江边六和塔的风景照片在老照片堆里格外显眼，是他当年清晨搭货车从南昌赶到杭州拍摄的。
1956年5月25日，周琦的父亲周崇信在庐山花径亭留影，这张当年相亲时托媒人带给女方看的黑白照片，后来被周琦精心着上颜色。为了追求最纯粹的色彩，周琦几次亲自重返庐山原址查看。
行内的规矩和技巧多得很，着色师不但对色彩的把握要准，想象力还得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