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到西南角挥手致意■摄影/翁乃强
■1976年10月翁乃强在天安门前拍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游行队伍■摄影/任诗吟
老摄影家翁乃强：在外宣的特殊岗位 拍难得的彩色照片
◎口述/翁乃强
◎采访/本报记者 谭璐
■本期私人史主人公翁乃强
1936年7月1日 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1951年7月回国。1954-195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就读 ，1958-196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吴作人工作室学习。1964-1990年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等职。期间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并因外宣工作这个特殊岗位拍摄了很多彩色照片,为那一段历史年代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
■一幅封存40年的“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彩照引起轰动
我这张“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好就好在拍到了群众跟领袖在同一个画面里出现。这张照片，现在有人拍卖、收藏，国外也有人收藏，有的关于中国的书还拿它当封面。
展览时，BBC采访我就问这张，说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彩色的“文革”照片，问我为什么没发表过？还问我：你知道吗?这张照片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韩国电视台也来问我，照片怎么拍的？
我说我不知道，当时拍的时候只想拍好，只想把我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就很满足了。那时的年轻人都是很真诚地崇拜毛主席，我也是带着一种激情，一种对毛主席的崇敬到天安门去的，所以当我距离他不过百米的时候，我的心里想的只有怎么拍好。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共8次，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那回激动的人群涌上来，毛主席的车被围住，就走不了了。那天一大早，很多红卫兵就到了，排着队，还有解放军，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有组织的，后来毛主席坐着车检阅。我们就追着检阅的车拍，从天安门中间一直追到靠近北京饭店了，后来跑得我都感觉胃痉挛了，跑不动了，接不上气，就蹲下去了。
检阅之后才上城楼。后来经常出现的毛主席挥手的那张照片，就是那天吕相友在城楼上拍的。当时他在上面拍，我在下面拍。当时不可能上到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也只有中央组才能上到城楼里，杜修贤、吕相友他们专拍领导人的，才能上去呢。我们一般的记者，只能在天安门下边。作为摄影记者，要有预见性，估计到最后结束时，毛主席可能要走到这边来。我一看，就到西边最高的观礼台上，放好三脚架——我那天带了两个相机，一个是120的，在三脚架上架好，手上拿的是另一个莱卡M3，有个长镜头，准备随时抓拍。
下午，毛主席还没来，我就把三脚架架好，构图看好了：城墙的角是构图的中心，这里有城墙、下边有很多群众，还有旗子，我把焦点对好，对到城墙的角上，测光也测好，就等着。等毛主席来的时候，我就直接用肉眼看，不再看取景器了，毛主席有了动作我就摁快门、过卷、摁快门、过卷。然后赶快换相机，拍完大的，又拍小的。
那时毛主席把帽子摘下来，喊：人民万岁！我就立刻摁快门，然后就往下面群众那儿看，抓拍群众激动的表情，一下子就拍了很多。当时我就是希望尽量多拍，抢拍。
现在有人看了说，你这个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啊，说天安门城楼西侧部分的形象酷似一艘巨型轮船，而毛主席恰巧站在船头，向人群挥手。
当时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哪里有？不可能！开玩笑！那时，根本连这个想法我都没有。
有人说我的照片像油画，我学了9年油画，就是讲构图、色彩这些东西。我就想从取景上把这个照片拍得更好一点，表现内容更好一点。那么什么角度？中心应该放在哪儿？我学了9年美术就是学这个嘛。你看，在这张照片里，毛主席是在中心，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