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我把这些照片给她看，试图赢得她的芳心。可惜的是她爱上了一位英国教授，我只剩下了卡蒂尔—布列松。在我高年级的时候，伊斯曼·柯达公司在纽约的工作室需要人，我被雇佣了。我开始在工作室里使用8×10的大画幅相机拍摄产品照片，包括塑料电扇以及其他类似无聊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全家也迁移到了纽约郊区，于是我经常在火车上旅行。在周末，我会偷偷地溜进工作室，拍摄我自己的照片。
在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之后，我决定去申请耶鲁大学的设计学校。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带着一盒子的照片找到了约瑟夫·阿尔伯斯的办公室。他一面看着我那些流浪汉的照片，一面对我说，如果你想进耶鲁，就必须去掉照片中的感情用事的成分。
到了1956年，我获得了马格南图片社巴黎办公室的委托拍摄任务，然后将照片递交给卡蒂尔—布列松。卡蒂尔—布列松很仔细地浏览了我的照片，从此以后我们之间有了多年的交往，我也一直被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所吸引。在我五十年的摄影生涯中，我进入了这个剧变的世界，看到了人们被孤立、被抛弃、自甘堕落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的心灵世界也在不断地接受着挑战，包括感知和偏见。我一直将自己的工作形成一个一个的系列。我发现自己常常是一个旁观者，却能发现内在的美丽，在无数的绝望之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就像马格南的同事、以彩色摄影见长的恩斯特·哈斯有一次对我所说：“在摄影中，我们同时完成了自己的阅读和写作。”
第一卷：1954年到1961年
1954年：耶鲁橄榄球
那一年我20岁，在耶鲁大学设计学校学习图像设计，当时学校的图像设计家是赫伯特·麦特、艺术指导是亚历克斯·布罗多维奇以及约瑟夫·阿尔伯斯教授。我参加了阿尔伯斯的强化色彩课程，然而不管他给我什么色彩，我都觉得接近于黑白。而作为学期的计划，我选择了拍摄耶鲁橄榄球队的幕后生活。我捕捉了这些运动员在准备上场之前在更衣室里安静、紧张以及沉思的氛围，还有就是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的情绪空间。
一年以后，当我在亚利桑那沙漠中服兵役时，这组橄榄球的系列作品刊登在1955年的《生活》杂志上，有好几个页面，标题为“危险的寂静”。兵役结束以后，我受《生活》杂志的邀请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年轻摄影师的实习期。编辑看了我的1956年的“蒙马特区的寡妇”和1959年的“布鲁克林帮”系列之后，给了我一个工作位置。我在《生活》杂志第一份指派任务是在1959年，拍摄穆伦堡学院的专题。我的目标就是能像尤金·史密斯那样，有着明确的人道主义方向。
1955年：约翰和凯特·沃尔
在服兵役期间，我经常搭便车去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诺加莱斯，大约40英里的路。我有幸结识了94岁高龄的约翰·沃尔和他79岁的妻子凯特·沃尔，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生活的真谛。
遇上卡蒂尔—布列松，以及他所给予我的热情鼓励，让我有了动力，花了好几小时时间在卢森堡公园拍摄可爱的法国孩子，尤其是独立的精神世界和自我肯定的感觉，似乎超越了他们的年龄。他们总是服饰整洁，面对镜头无所顾忌。
1956年：蒙马特区的寡妇
我被部队派去巴黎附近的国际武装部队，那一年我22岁。我买了小型摩托车，周末进城去看博物馆，沿着塞纳河漫游。在军营里我遇上了一位法国军人科隆，他对艺术和摄影很感兴趣。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她的母亲邀请我去蒙马特区的家中午餐，就餐时在阳台上俯瞰街头的人流。我注意到一位老妇人戴着宽边帽子，身穿长长的黑色外套，走在一个山坡的路上，我用手上的徕卡相机拍摄了一些画面。我从科隆那里得知，那位妇人住在阁楼上，是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列昂·福歇的遗孀。于是我上楼拜访她，室内陈列着她丈夫的画作，许多还放在画架上，仿佛画家还在世的感觉。于是我经常在周末拜访她，听她讲述她丈夫生前的许多趣闻轶事。我们经常一起去公园，散步，聊天。这位92岁高龄的老妇人，也许就是印象派时代最后的遗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