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刘香成：我只是通过相机去寻找我的中国
2009-12-18 14:37:59  

刘香成：当然它指的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也有它主观的原因，也有它客观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在西方社会里面，美联社跟路透社还是最大的通信社，我又是一个用图片发稿的人，所以当时新华社，中新社他们在国外的客户又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那么难，我的图片占了主要的一个位置，他有他的原因，不是我拍得特别好。

主持人何婷：我知道这里有一张特别重要的图片，就是戈尔巴乔夫扔稿子的照片，也是让您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能不能谈一下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情景？

刘香成：我也跟朋友介绍了，最主要的还是我感觉到坐在这个三脚架的前面，我就决定很快的就感觉到，苏联大革命是1917年，我那个时刻，1991年12月25号圣诞节我坐在那个大的三脚架之下，我觉得这个历史可能就在我的眼前。

主持人何婷：你当时已经有一种前瞻性和预感了。

刘香成：是，我知道。我经常说图片其实是很直接的说你在想什么，我当时就觉得1917年的苏联大革命影响了很多国家，像中国、福州、越南，很多很多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在那一刻，最少在苏联它要解体，冷战要结束，因为它要辞去苏公总书记主席的这个位置的话，那个时候按快门。所以我也是坐在那个三脚架前面很快的处理这个信息，我决定如果我要去拍，我只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要等还是不等，我决定我还是要等，我要等，他把这个演讲稿翻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刻才是真正的冷战结束的那个瞬间。我就在那边，坐在那个三脚架下面把我的相机调好，把我的快门、光圈等等调好，而且我还要把快门加慢，因为我要看到那个纸的动作。所以我看到一页，两页，三页，还有一页的时候我就做好了我这个准备。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作为一个在场的唯一的一个摄影记者，因为连苏联记者都不在，我还是把这个瞬间抓住了。

刘香成：我是一个天生对新闻有感觉的人

主持人何婷：那您知道，您因为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的时候，自己是一个什么心情？

刘香成：我有一天晚上在莫斯科家里面在吃饭，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得了普利策奖，我说是吗？我接着坐下来又吃完饭。

主持人何婷：这么冷静吗？因为这是好多好多记者都想要得到的一个殊荣，你当时就是特别平静的接受这个荣誉吗？

刘香成：我是挺激动的，因为我去苏联以前，在美联社之间也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俄罗斯人说，美国联合通讯社怎么会派一个中国人来管我们，所以后来美联社驻莫斯科的分社社长叫做麦克帕索，他在美联社白宫记者当了七年，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同事，他听到下面这些俄罗斯的同事的一种怨言，他觉得他要做一些私下的调查工作，所以他就悄悄的给我在所有我工作过的地方的分社的社长去打电话去了解我这个人。后来事后过好几年，他跟我说，他说我给每一个人打电话，他们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迈克，你在莫斯科这个地方工作不容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叫刘香成来帮你”。他得到这么多人给他这个信号，他就接受了我。因为除了美联社社长要派我去的话，他也有他的发言权。所以有时候这种事情你自己算不如天算。

主持人何婷：还是有一种幸运在里面的。这本书叫做《中国：1976——1983》，我就在想，为什么把83年作为一个落点呢？那是因为你84年就已经离开北京了。

刘香成：我是83年年底离开北京的，所以总的来说，是我职业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国人把我派到中国来，也是这段时间我所见证的中国，所以这个年份是没有别的意思。

主持人何婷：95年为什么回选择来北京定居呢？

刘香成：我得到了普利策奖之后，我在莫斯科我就想，当时我觉得美日的新闻工作我已经是有18年的时间了，如果我去美国当一个白宫记者或者是去比利时去报道欧盟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退后，一个后退，一个倒退。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这个人好像对新闻有一种天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