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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因：裸体最诚实 或许，她的作品在现在看来并不那么特别前卫，但是在那个年代，徐家因的思想与行为却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 《花花公子》 (Playboy)香港版的那些封面照片土土的，封面女郎也土土的。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在杂志停刊14年之后，依然有无数男性在电脑屏幕前对着它们献上口水。 “Playboy”，这个嬉皮味十足的词语就像一个暗号，没有几个男人听到它后不是一脸坏笑。 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暗号。就像 《花花公子》香港版的摄影师徐家因，她和她的相机所走过的路，同样传递着与时代隐合的暗号。
皮肤雪白，眼镜黑框，着装中性，发黄的指间总夹着支烟，声音时缓时硬。这就是徐家因，她说她实际年龄60岁。她的摄影棚里扑来一股呛人的烟草味。 1966年至1972年，徐家因在美国合众社亚洲分社任摄影记者。对于记者这一职业来说，那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代。1967年的香港街头，徐家因抱着相机在游行队伍中东奔西突；1971年，她见证了中美的乒乓外交；1972年，董建华家族的“海上学府号”游轮遭遇灾难性大火，徐家因用直升机抢拍的新闻照片上了美国《生活》 杂志的两个大页...... “我一定要改行，一定要出去，不管你什么鬼。”1972年，香港掀起移民热潮，徐家因辞职。上不了越战前线，来不了中国大陆，她决计不再做记者。 “不过，当记者比拍裸照要好。”现在的徐家因向来处回望，不禁调侃起来。尽管，每天疲于奔命地跑新闻、拍照、传照，远不及她为《花花公子》拍摄封面的技术含量高——新闻摄影不需要模特，不需要造型，不需要让拍摄对象脱衣服，不需要想方设法让他僵硬的身体变得自然，不需要在他的皮肤上打各种各样的光。 1972年，27岁的“退休女记者”徐家因，踏上了英、法游学之路。那一年，台湾有一个叫胡因梦的女孩从辅仁大学退学，她去的是美国，她要去纽约“抽大麻、体验性解放”。
“我是‘68年儿童’，那个时代的孩子一定要尝试新东西。” 1972年到1975年，徐家因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电影学院、法国巴黎大学电影系。 事实上，徐家因的专业与“性”产生联系从那时就已开始。1980年代，她与香港“三级片导演鼻祖”李翰祥合作，为其拍摄电影《垂帘听政》的花絮及宣传片；私下里，她亦欣然接受法国朋友们之请，时常为他们拍上几组裸照，而拍摄对象大多为男性。 “我那个岁数，当记者时就已经历过太多的事情，越战什么的。拍裸体只是一个事情，一项工作，专业的摄影师是没有性别的。”进了影棚，徐家因只是一名摄影师。在她的体系里，拍裸体是一种高难度的唯美。至于性观念，“就是这个保守的地方，老要改却死不改！”她对内地和香港提出严厉批评。 时值《花花公子》中文版刚在香港创办不久，应其出版人郑经翰之邀，徐家因开始担任《花花公子》中文版的摄影总监。陈宝莲、郭秀云、叶子楣、邱月清......几乎所有中国“花花公子迷”们“眼熟能详”的封面女郎照都出自徐家因之手。
“拍《花花公子》的不是妓女！老思想应该改！” 然而，徐家因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甚至“有一点点反对女权”。在这点上可以看出，她并未受到60年代全球青年们青睐的女权主义作家波伏瓦的影响。“我也并非推崇男权，因为任何一方要什么‘权’都不是好东西。”徐家因坚信男女生而平等。 2000年，徐家因为“AIDS Concern”(艾滋关怀协会)拍摄男性志愿者裸体公益广告照片，照片的主题仍与性有关—“Safe Sex”。 本新闻共2页,当前在第1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