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1416教师 作者：任悦）
与陈小枚对话：人类学和
摄影，它们都很感性
参与PhotoCamp14作品放映的陈小枚，背景很“复杂”：她本科学英语，毕业当了六年老师，随后跑到暨南大学读了新闻学硕士，紧接着远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了人类学，获得了人类学硕士的她，原本已经拿到奖学金，可以攻读博士学位，她却又拐了一个弯儿，去俄亥俄大学读了视觉传播硕士。现在，陈小枚旅居在华盛顿，是个自由摄影师。
有三个硕士学位，并且是三个有趣的学科，彼此之间还脉络相连，她真让我钦羡不已。
不过，Photo Camp14上，观众对她的作品《蒲竹纪事》却并不十分买账，在我解释了她的学科背景之后，大家更好奇想知道陈小枚的这部作品究竟是从怎样的角度把视觉传播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甚至是，她在拍摄这些
照片的时候，是否有一个人类学的企图?而我比较关心的则是，那个摄影界一直嚷嚷的，用人类学的方法拍摄
纪实摄影的呼吁，究竟是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思路，两者的交叉点在哪里?
以下是我和小枚的对话，它并非是一个严肃的采访，我只是给她发了一些问题，其实它更像是我们之间的一次聊天。
这个简单对话对我的启发却很大，尤其是第四个问题，看了她的回答，我顿时感到自己又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二分法”的错误，看待学问的态度非常僵硬。是啊，人类学为何就不能感性了呢?学术研究怎么就必定“毫无感情”?
我想，大概正是因为头脑里的这种“无疆界”，小枚才得以一直纯粹地跟从着自己的好奇心，在几个学科之间游走。
感谢小枚抽时间回答我的问题。
1. 当年为什么会研究生去读人类学?
我换了三次专业。每次换专业都是自私的选择：贪玩儿!我喜欢到处玩儿，每去一个地方，都喜欢到游客不去的地方，住在陌生人家里。如果语言不通，和当地人的交流就是微笑和肢体语言。一个在美国上学的朋友知道我的癖好，说你这样旅行，像搞人类学的。然后建议我学人类学。当时我根本不了解人类学。找了些书来看，发现这学科还真有趣儿。能把工作和玩儿结合在一起，很合我的意，所以就到科罗拉多大学学人类学。
2.后来呢?怎么又去读了视觉传播?
视觉传播是一个意外。读人类学的时候去旁听摄影课。授课老师是《纽约时报》摄影师Kevin Moloney。他和他父亲Paul Moloney(也是摄影师)认为我该做摄影。当时，我天天被夹在人类学理论派系纠纷中，有点厌烦，也觉得摄影更好玩儿。就冒了个险，放弃了博士奖学金，改行鼓捣摄影了。
摄影，就像你博客主页上方的“名言”说的那样，带给我许多奇遇，为我开了很多扇门窗。上星期在纽约，陈本儒(Alan Chin)质问我，如果做摄影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或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什么做摄影?!我有点惊奇他居然相信图片可以改变世界。摄影于我，常常是探索世界(不是猎奇)的媒介。我从没有雄心勃勃地想通过图片来改变世界。这可能是我和陈本儒，还有其他战地摄影师以及摄影记者的不同之处。
3.蒲竹的故事是不是你把这两个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实践?
我做蒲竹的故事，有人类学的影响，因为每个摄影师都不可能摆脱他/她的学科背景的影响。我还没开始做摄影的时候，读过人类学家William Hinton的“Fanshen”和 “Shenfan。”Hinton在中国山西潞城县张庄做人类学田野工作，跨时30年。虽然并不是每年都去村子做调查，但他能够通过一个村庄的三十年，来反应中国的当代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也是通过一个小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反映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