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摄影文史 作者：杨恩璞)
郑景康拍摄的毛泽东同志肖像，上有毛的亲笔签名
200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布中国摄影大师荣衔，郑景康先生(1904—1978)名列其中，无论从他的摄影资历，还是创作成就都是当之无愧的。但由于郑老为人低调，逝世久速，再加上他有的杰作(如开国大典及当今天安城楼悬挂的毛主席标准像)都不署名，所以当下许多年轻摄影人(包括某些摄影团体的负责人)并不了解他。所以，澳门博物馆举办专题展览介绍景康先生的摄影业绩功德无量，对于我们继承发扬中国现实主义摄影传统、弘扬中国民族化摄影具有深刻意义。
我认为郑景康先生的摄影创作主要具有以下特色：
历史造就大师
郑景康出身买办世家，其父郑观应(1842—1921)是1 9世纪末我国著名的洋务运动实业界家、思想家，著有《盛世危言》名作，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家在著作、自传和回忆中都显示了该书的启蒙作用。也正是这个家族的思想渊源，景康先生虽是家产万贯的富家弟子，在生活上并不追求奢侈享乐，在摄影上也不沉溺于当时上流社会的沙龙小圈子，继承父辈爱国、革新思想，徒自发爱国青年成为自觉投身民族解放事业摄影家。
郑景康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成为专业摄影师，在30年代初脱离香港商业影楼回到祖国内地，开始摄影创作。当时我国摄影艺术刚刚兴起，已出现业界白领、学界雅士的沙龙社团，但他们大多创作出世遁空、回避现实，单纯玩弄光影形式。景康先生当时虽然只有30岁上下，但他的摄影观念就很有时代责任感，如1934年他撰写道：“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做点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丽的镜头上，骄豪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
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留在相片上以散步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注1从这段郑老年轻时的独白中可以看到他崇高的抱负，我们就能理解:当年他为什么放弃香港的商业影楼，辞别港澳优越的生活环境，返回中国内地拍摄反映“中国美丽”的创作。
1945年郑景康在延安拍摄新闻(吴炜供稿)
l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景康的摄影观念就更前进一步、更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如果说，早期郑老的作品还有些艺术家旁观的感叹；而后来面对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现实，他就直接参与到宣传救国抗日的队伍中来，先在国统区，后又走进延安革命根据地，自觉把照相机作为武器，用以揭露侵略者和卖国贼的罪行，讴歌广大民众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郑景康参加革命后，先在延安拍摄革命根据地新气象，并举办了《抗日初期之一角》和《359旅开垦南泥湾》等摄影展览。后来又奔赴华北、东北、中南、西南，走遍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许多战区，一边拍摄战况、一边出版画报，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居民的斗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观郑景康一生创作，他的摄影作品首要特色就是：与时代同步，贴近社会生活，反映民众心声，自觉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他记录了中国的历史巨变，同时历史也造就了他的成就。在20世纪30年代国统区中，具有郑景康同等摄影技艺的摄影家并不乏其人，但他的作品能青史垂名，世代相传，首要的就是与时代结合的缘故。从历史定位说，他与沙飞、吴印咸、石少华等一样，是我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奠基人、社会
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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