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原名长生，初小四年级时改名瑞麟。十八岁就读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开始美术创作与研究，自号“抱石斋主人傅抱石”。1904年10月5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八月）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祖籍新喻县樟塘村，1965年9月29日脑溢血病逝于南京寓所，享年62岁。
关于中国画精神
1930年，傅抱石在撰述《中国绘画变迁史纲》时，在比较董其昌、沈宗骞、陈师曾（1876-1923）等三人有关中国绘画基本思想构成的要素后，赞同陈师曾的观点，提出了“研究中国绘画的三大要素”：人品、学问、天才，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提纲挈领地引出中国绘画的体系。“人品”与“学问”是决定“我”的存在的根本，“欲希冀画面境界之高超，画面价值之增进，画面精神之永续，非先办讫‘我’的高超、增进、紧张、永续不可。‘我’之重要可想！‘我’是先决问题。”傅抱石很注意本人的修养，一位人品高超的画家，才能画出高超的艺术品来。以此类推，人品高的摄影家，才能拍摄出思想好艺品高的作品。
在傅抱石看来，文人画有主观性、思想性、表现性等基本特性。他强调绘画对现实世界保持距离，追求对描绘对象的纯粹的形象观赏和审美塑造，即所谓“中国的绘画是‘超然’的制作”。对摄影来说，面对客观存在的现实，既有作者的主观性和思想性的表达，又要有对作品的艺术性的追求。
此后至1949年的20年间，傅抱石一直秉持这一观念，并始终贯穿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之中。正如他在《中国绘画理论》之“叙例”中所言：
“中国绘画之一切，直接明其精神，间接助其笔墨。此中国绘画之基础，应首先彻悟之事也。”说明精神重于艺术，其次助其笔墨。换言之，摄影也要重精神，其次重照相机的拍摄。
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傅抱石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中国绘画精神，广泛宣扬遗民画家的人品和节操，以在文化上配合抗战的进行。与此同时，革命的摄影家也在抗日战争时期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如徐肖冰的《哨兵》、吴印咸《白求恩大夫》等。
1940年4月，即在中国美术会第二届“劳军美术展览会”不久，傅抱石激情撰写《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必胜》，驳斥日本画界元老横山大观之观点，总结出中国美术的三种伟大精神：
第一，中国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又最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天矫不群，含有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面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傅抱石这三种精神是多么可贵和可佩。足为今天的摄影家们所效法。
在傅抱石看来，中国美术具有强大、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高尚的人格修养、对外最能吸收又最能抵抗的中国画素质和雄浑、朴茂的有着潜在的积极性的美术表现，是中国绘画的特性。
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摄影艺术是继绘画艺术最为接近的艺术，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
中国画的精神，既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而这种精神又正是和民族国家同其荣枯共其死生的。中国绘画的精神，乃源于广大的国土和民族的思想，它最重要也是最特殊为世界各国所没有的一点，便是对作者“人品”的极端重视。这一系列的文字无不反映出傅抱石在特定时期对中国绘画精神的认识。傅抱石是文人画家在绘画意趣上往往追求格调雅正的气息，但是他并非没有像古代的“高人逸士”隐逸山林，而把传统文人的“人品”的涵义，放大到爱国情感与传统继承的层面，剔除狭隘的文人自闭的消极态度，而转化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绘画观，通过自己的创作以期达到文化抗战的目标。
傅抱石怀着对民族主义文化的深厚感情，笔耕不辍，写出了若干热情洋溢的史论文字，从绘画史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