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澜作品：四五的记忆
2008-6-26 10:48:24 王文澜 

坐了一会儿，我们从纪念碑下来，沿长安街向西往家骑。骑到天安门西侧的28中附近时，从学校传出一阵“哐哐”很整齐的跑步声，原来是北京市组织了工人民兵从学校里出来，准备到天安门清场，每个人手里拿着木棍一类的东西，那个整齐的跑步声在夜里显得非常特别。

要出事了！这时看见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都出来了组织好的工人民兵，分几路同时向广场前进。出于好奇，我们又回到了广场中间，不知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这时，突然看到纪念碑后面跑出几个小学生，身上背着书包，后面跟着几个人，抡着木棒就追着这几个小学生打。我们大声喊:“打人啦!”那几个人就冲着我们来了，我们赶紧骑自行车一直到回家，我还往回看有没有人追过来。

第二天已经宣布“四五运动”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好几十万人被组织起来到长安街上游行，支持“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意思的是，我在那个队伍里看到了很多原来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人——被单位知道的，已经被抓起来;没被发现的，又被组织到这个队伍里，大家互相见面，也都心领神会地不吭声。

小摄影员的大历史

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国家命运的转折，也是我个人命运的一次转折。现在想起来，当时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天然的力量驱使我在拍，我只是朴素地觉得，这些场景应该被记录下来，但记录下来有什么深远意义，那时的我还没有想。

我们家四个兄弟，大哥王文泉，二哥王文波，弟弟王文扬，我们王家四兄弟后来都从事了摄影。舅舅韩学章是位老摄影家，在水利电力部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到基层，闲来无事，他就写信给我们几个，传授摄影知识。我们院里一个孩子的爸爸以前是驻外官员，家里有一台照相机，我们就借来学着拍。

那时候我们拍照片用的胶片，实际上是从“代代红”电影胶片上剪下来的，从里面抽出1.5米自己一缠，就相当于135相机一个能拍36张胶卷的长度。相纸，买的是印着毛主席像的白纸边，1斤两块多钱，一次买半斤。家中的小储藏室挂起个红灯泡，布置成暗房，用吃饭的碗盛上显影液、定影液，开始拍着玩。

1967年，在机关做干部的父亲一下子被打倒，进了牛棚。那时院里的孩子们也都没学上了，我们兄弟几个一有时间，就带着这些孩子骑自行车去八达岭、十三陵……让他们穿着军装、拿着语录到处摆姿势照相，这样一直玩到1968年底，上山下乡大潮袭来，我到煤矿、蚕厂做工。大哥王文泉因为长得高，被北京军区招去打排球，他把我和二哥也走后门拉进了部队。怕邻居知道我们这种问题家庭出身的人还当了兵，每次一回北京，我就把军装脱下来。

我是靠打篮球进部队的，但还是想搞摄影。后来部队原来的摄影员复员，我接替了他的位置。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来，我立即泄了气，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都知道总理是保护老干部的，他一死，我爸的问题更没指望了！所以我的这种情绪肯定会带到广场上，成为我拍那些照片的潜在动力吧。

要说这些照片能够保存下来，还在于我“善于斗争”。4月7日，我从北京回到部队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30个胶卷给冲出来，我在天安门拍了这么多，父母都不知道。

我刚刚在暗房里把卷冲好、挂起来准备晾干时，就有人过来找我:“保卫科的人让你去一趟!”我一猜准是这事，那时候部队已经开始清查。

保卫部门的人见到我问:“听说你刚从北京回来？”我说:“是啊!”他又问:“那你去天安门拍了吗？拍了的话就把胶卷交出来!”我没承认，只说坐公共汽车路过了天安门，看到那里很乱就没下来。保卫干部说我“不老实”，说已经有人举报我了。我暗想，广场上也许有录像，会查出我来，但还是抱定这样一个念头:只要还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

一想到胶卷还晾在那儿，我搪塞了几句话后赶紧回去，拿吹风机吹干后，包起来送到二哥王文波那里。二哥在另外一个部队，他不是搞摄影的，没有人会怀疑他。转移走这些胶片后，我就踏实了，再什么人问我，我都一口咬定说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