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京涛的《纪实摄影—风格与探索》说开去
2006-7-12 9:41:12 文/赵刚 

    面对浩如烟海的纪实摄影史，我可以想见孙京涛先生写作本书时的痛苦。那么，如何才能化繁为简，抽离出纪实摄影发展的主干呢？按照西方摄影界一致的看法，纪实摄影的理论源泉基本上来自早期三位摄影家的实践，即尤金·阿杰（Eugene Atget）、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和以沃克·伊文斯（Walker Evans）为代表的FSA摄影群体。以奥古斯特·桑德一系为例，桑德以其条分缕析的、看似冷峻的标本式人像，解剖了当时德国的社会形态，由此开创了摄影“考古学”之先风。此后，在被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打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德国摄影家贝歇（Becher）夫妇——伯纳德·贝歇尔和希拉·贝歇尔在20世纪50年代末重新继承并发展了桑德式的纪实摄影。由于贝歇尔夫妇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多年，这种以观察者姿态出现的“贝歇尔主义”（Becherism）被他们的学生们继承发扬，并形成了当代纪实摄影中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学派——“杜塞尔多夫学派”，代表人物如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孙京涛先生对纪实摄影历史的梳理中，我们很难看到这样脉络清晰的分析，除了贝歇尔夫妇、还有以威廉·艾格莱斯顿（William Eggleston）、斯蒂文·肖（Stephen Shore）为代表的革命性的 “新彩色摄影”，还有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鲍里斯·米哈伊洛夫（Boris Mikhailov）等许多重量级的纪实摄影家和纪实流派书中没有提及，这不能不影响孙京涛对现当代纪实摄影状况的理解和对未来走向的预测。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纪实摄影界，孙京涛先生比较早地认识到了黛安·阿勃丝(Diana Arbus)在纪实摄影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性，而且就在2004年《纪实摄影》出版的几乎同时，还编译了《荒谬与真实——阿勃斯传奇的一生》一书。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纪实摄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背弃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为代表的注重邂逅的“快照式”美学，并重新审视“人道关怀”和所谓的仁慈的、温情脉脉的传统。当时，以罗伯特·弗兰克和威廉·克莱因为代表的一批摄影家，率先开始了尝试。到了阿勃丝，她毫不妥协地撕碎了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审美法则，直面人生，揭示出人类“原罪”式的痛苦。阿勃丝的实践真正打开了纪实摄影一个全新的领域，并影响了许多纪实摄影家。从南·戈尔丁、荒木经惟和鲍里斯·米哈伊洛夫等人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寻觅到阿勃丝的影子。鲍里斯·米哈伊洛夫这位乌克兰摄影家国内还很少介绍，他是2000年度“厄纳·哈苏基金会国际摄影奖”得主。他的风格多变，各个专题在形式上经常截然不同。如早期作品《红色系列》（Red Series1968－1975）描绘前苏联时期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代表革命的“红色”，充满了诙谐反讽；《Luriki》系列（1971－1985），采用旧时照相馆常用的黑白照片手工着色技艺；《未完成的论文》（1998年）整本书采用文字、照片粘贴的方式，苏俄时期革命知识分子为宣传革命理论，曾采用类似的粗糙纸张印刷。在他最近的作品《病历》 （Case History 1997-1998年) 中，揭露了前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崩溃和贫穷状况。在拍摄这组作品时，他付费给流浪汉们，用闪光灯正面直射拍摄，并将彩色影像极度放大，从而获得极端直接的触目惊心的效果。

    再让我们来看看纪实摄影的基本形态。大致来说，纪实摄影具有三种可能的形态，即作为社会文献形态的纪实摄影、作为社会的评判的纪实摄影，以及私人化的纪实摄影。

    在现代纪实摄影的一端，是作为社会文献形态存在的纪实摄影，这种原生形态的纪实摄影要求尽量客观地记录，并收集尽量详实的相关资料，以供研究之用。在现代纪实摄影的另一端，则是个人化的纪实——这一类型的摄影家将传统纪实摄影关注的客观世界“转换”成自己，以“我”为镜子来映射客观和他人，虽然有时候这些东西更像摄影者个人絮絮叨叨的喃喃自语。美国女摄影家南·戈尔丁（Nan Goldin）是这一流派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