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乐：中国传统文化对纪实摄影的影响
2009-4-9 14:33:06  

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图像上存在价值和功能中的社会学功能，开始被人重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对于摄影师本身的思想意识的冲击极大的影响了纪实摄影的发展。纪实摄影作为改良的媒介，为普通大众逐步认识和接受。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纪实摄影和西方文化的差异

令中国纪实摄影低迷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很多，如社会政治背景，文化艺术思维导向，包括经济基础。但是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因素就是摄影师本身，如在20世纪30年代，当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摄影师开始意识到摄影与现实与国家命运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开始放弃唯美主义的艺术观，提出摄影要贴近人生，贴近现实的主张。这一时期作品就给中国摄影发展史上重重的涂下了一笔。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摄影师艺术思想的禁锢是对中国纪实摄影低迷发展如此缓慢的重要原因，这一切都是由纪实摄影意识评判标准和中国传统艺术思维不相适应，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导致的。

在中西方纪实摄影发展区别巨大差异的表象特征后潜伏着更为深刻的无意识。摄影传入中国后几乎成为了这种文化的俘虏，结果表现出来就是中国摄影意识评判标准的模式化，协调化，功能化。简单的阐述，这种既缺乏现实批判精神又抑制个人主体价值的中庸文化和纪实摄影其所理应具有的见证性，客观性，真实性，及边缘化叛逆的意识形态相对立。

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与纪实摄影价值标准的人文基准有一定差异，而且传统文化中内涵的人文精神，思维模式，就其生命性而言，拥有着极为强盛的延续性和渗透力，从而深刻地影响摄影师的感知形式。本身这种文化就强调积极的鼓动，不强调客观的批评，强调团体价值，不重视个人价值，偏好‘意向’的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和谐不同，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本土文化的东西南北之争，互相渗透和集体无意识的大融化合，才出现了较为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反映到艺术论中即表现为‘中和’。 中国人强调“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合”，西方人则强调万物万事的“分”。故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重整合，西方人重分析，因而又重实证。具体地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性，西方人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人强调人的人格修养，西方人强调人的张扬。由于生命意识和思维方式上的这些主要差异，中西方就各自生成和发展出了不同特点、不同形态的审美文化和艺术思想。从儒。道。玄。佛等诸多传统学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或用什么方法去论证，这种意识一直维系着中国人的审美评判标准。这种思想折射到政治上就是‘维护’与‘拥护’，折射到艺术上，就是逃避现实。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思维缺乏形式逻辑，淡化知性逻辑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不强调客观的批评，不重视个人价值，逃避现实的潜在审美意识，直接影响了摄影师对世界的个人独有的视角和判断力。

‘人文关怀’是纪实摄影本身理性化价值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传统是重人文的，这个无须求证，但是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传统的人文观是与伦理道德，家国观念，天文，地理紧密相连，所谓天地人‘三才’‘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不仅将天地都人格化了，而且使‘人’成了天与地的中介之才‘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这就特别强调了人文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对而言就削弱了对外界事物认识立足于客观的科学依据的考察。中国式人文精神是一种强化人伦观的人文精神，由于它本身的圆融而又带有明显忧患意识，且很容易被知识分子接受，所以它能渗透至文化和思维的各个层面。而这种带有浓重地域色彩的人文精神恰好被中国摄影师所接受，所以中国纪实摄影犹如一个带着镣铐跳舞的舞者一样步履维艰，叠印着中华民族内向性格的自我平衡和文化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