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摄影风格与自然生态的空间组合现象--

自然环境因素不仅对摄影艺术风格有着促进作用，还有着制约作用。首先，它表现为相对稳定性。艺术风格的形成是长期的过程，自然环境对它的影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此而形成地域性艺术风格的相对稳定性。艺术风格不会因一朝一夕的周围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君不见，北方来的彭振戈在广东拍出了京味的《广州大丈夫》，江苏的摄影家在西北却拍回了《大漠舞斜阳》，岭南摄影家拍出来的西藏高原却也总是透着秀丽精致的广味。其次，自然环境对艺术风格的制约作用表现为局限性，艺术风格总是对应着一定的创作形式和内容，使得创作者在某些方面可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也可能在另一些方面感到力不从心，无所适从。地域性风格对摄影家的作用，往往挥之不去，无可选择，从而局限了摄影家艺术追求的天地。正如北京的汉子无论如何“雅皮”都无法变成瓷器，上海的小生无论怎样地“顽痞”都无法变成毛坯。江苏的摄影家甚至直言：既然无法选择地域，也就无法选择地域性艺术风格，自己是无法转变成西北风格的。在这方面，似乎南方的摄影家感觉尤深些，困惑尤重些。事实便是如此，摄影艺术风格的追求当然不应该有禁区，但肯定有些难点就是周围自然环境赋予的。

历史上，区域性文化曾经对各地区的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中国摄影史虽然不长，但也不例外。计划经济时代，地域性摄影文化缺乏活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空间，受到抑制，从而也妨碍了全民族摄影文化的发展，摄影几乎无风格可言。改革开放，为摄影家提供了追求和展示艺术风格的良好条件和宽阔空间，促进了地域性摄影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十分独特的地域性摄影风格现象，正越来越引起摄影界的关注，引发出不同的态度。如今被广为认可的“西北风”，其路途也曾坎坷；而“东南风”、“岭南风”的路途似乎更为艰难。“浅薄、浮泛、文化沙漠”的揶揄有之，惋惜、责难、贬斥者亦有之。这境遇难免令人困惑，因为既认识到自身风格的份量不足，又感到无可奈何，不知路在何方。当然，持相反看法的也大有人在，这矛盾即使是在同区域的摄影家群内也尚未统一，看来也不会很快统一。不论如何，自然生态环境对摄影艺术风格的作用以及地域性摄影艺术风格逐渐强化的趋势，恐怕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事实。可幸的是，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摄影界已开始从早年的浅层次，上升到较为全面科学的理性层次来探讨了。这方面当推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于一九九二年举办的“首届岭南摄影研讨会”，鲜明地扬起了建构地域性摄影文化风格的大旗。还有“西部风情摄影创作研讨会”，江苏的“小品摄影研讨会”等。其中涉及的好像只是地域性摄影风格的问题，但谁又能肯定，它不会由此生发出新的摄影文化形态？

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文化新时代即将到来，一切从固有思维出发对地域性摄影风格的自卑或者排拒都是不足取的。北方的摄影家尽可以继续反思，用深沉的思索去清除附于我们民族身上的过于沉重的梦魇，以朴实无华的粗犷风格来强化摄影的见证性和揭示力量，同时也需要关注文化新时代的脚步声。南方的摄影家能否凝眸注视和思索一下，把趋同于北方的风格品味变成区别于北方的风格品味。须知鲜明的自然环境特色就是一种文化优势，如果无视或抛弃这特色，盲目追求苍茫、辽阔和壮美的艺术风格既不可能也不实际。这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优势，对艺术风格的追求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只要提高到艺术的高度，南方的灵巧、潇洒、清新、艳丽完全可以同北方的苍茫、辽阔和壮美风格相照应。当然，并不是说南方的摄影家可以自满自足，如果满足于红红绿绿的浮光掠影，则很难不会是轻浮的艺术风格。

摄影艺术的任何风格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和存在价值。对于地域性摄影风格，我们不该抱着“不共戴天”的态度，而应相互承认和相互理解，无须作你高我低的比较和争论，应该用时代性的座标来重新衡量地域性的摄影风格。文化新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地域文化作为全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其风格将受承认、地位得到加强。中国摄影风格的形成，必定是各区域摄影风格汇集的成果。因此，创作主体不论身在何处，如果自大自卑，都不过是目光如豆的浅见。导向上，不应厚此薄彼，过份渲染某一地域性风格，以致客观上忽视或干扰了其它风格的开拓和发展，除非希望中国的摄影风格出现新的大一统。当然，江山虽依旧，时代已变迁，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摄影今后的地域风格将会出现各展活力、各领风骚、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