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的非洲摄影流变
2009-10-16 10:50:22 崇秀全 

     非洲摄影的历史肇端于欧洲殖民治理的开始，当时，欧洲殖民者们——传教士、殖民官员、商人、探险家和旅行家们把摄影术作为文献和备忘录在非洲和欧洲大陆之间流通。在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中，欧洲人面临的挑战是要思考用影像的力量表达宗教的、商业的、美学的，甚至性的价值。在非洲殖民化过程中，摄影这种新媒体被集中应用来想象、分级、分类和统治非洲人，摄影形成了殖民进步叙事，担负着对非洲民众的管理、见证、恐吓的重任。这样，它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包罗万象的领域，创立了一种“真实地”确认摄影肖像和它的臣民的做法。
    根据现存的大量非洲游记记载，欧洲人在当时以两种方式使用照相机：第一，作为稀奇的事物展示，在一群期待的目光中把它作为商品来介绍；第  二，作为具有魔力的工具来征服当地人并赋予他们自己拥有超人力的光环。其实，在非洲，是欧洲人首先把摄影术运用到权力、祛病、杀人、魔法和巫术活动中去的，他们把技术转变成魔法。
    当然，欧洲人的摄影镜头也同时聚焦了非洲的灾荒、疾病、贫困、暴乱、性和自然生态等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影像传播到欧美世界，西方人普遍震惊并伸出了同情的双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非洲走向和平、统一和发展的道路。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非洲本土摄影师在国际大赛中频频获奖，他们的影像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这同时也提醒我们一直以来忽视了非洲人自己的视角，他们镜头前的非洲却又从反面见证了非洲人民的自觉抗争、觉醒、民族民主革命和生存以及人权的改善。从1840年到今天，从塔纳湖到罗安达，从巴马科到开普敦，从亚的斯亚贝巴到达喀尔，摄影无时无处不在见证非洲社会的变迁。1912年到1920年间，塞内加尔人迈萨·盖伊（Meissa Gaye）和玛玛·卡萨特（ Mama Casset）就开始了早期摄影。他们在城市用相机拍摄明信片，或者从事着人像摄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殖民地的建立和摄影术的普及，摄影随之在许多方面融入了非洲地区日常的城市生活中，并成为城市居民新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莫桑比克摄影师瑞卡多·让杰尔（Ricardo Rangel）、马里摄影师马利克·塞迪伯（Malick Sidib）的作品，就知道摄影的疆界已经被大大拓宽了。同期，因为殖民治理对人口普查的需要，摄影在也进入农村地区的日常生活，绝大多数非洲人开始拥有摄影肖像和集体照。摄影成为非洲地区个人和家庭历史记忆的里程碑和社会人类学的记录。这一时期非洲涌现了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南非）、塞杜·凯塔（Seydou Keita，马里) 、芮弥拉吉纳（Ramilijaona ，马达加斯加岛)、阿比德安曼·萨卡里（Abderramane Sakaly ，马里)和象牙海岸的萨缪尔·弗索（Samuel Fosso）等一批摄影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随着非洲城市化的快速进程，非洲城市居民用相机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多瑞斯·哈荣·卡斯科（Dorris Haron Kasco，象牙海岸)，布纳·美多尼·塞耶（Bouna Medoune Seye ，塞内加尔)，皮洛特·门（Pierrot Men ，马达加斯加岛)， 安德鲁·塔班古（Andrew Tshabangu ，南非)等人的摄影实践为新的城市影像发展做出了最好的脚注。当然，此时的非洲摄影人已经有能力用他们手中的照相机见证人权的进步和维护国家主权的不受侵犯，比如约翰·里本格（John Liebenberg ，南非)。在这一阶段，厄尼斯特·科尔（Ernest Cole，南非）、 鲍勃·格萨尼（Bob Gosani，南非）、兰吉斯·卡利（Ranjith Kally，南非）和大卫·戈德布拉特等摄影师的影像也见证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摄影的文献价值突出显现，纪实摄影已无可争议的成为非洲摄影的主流。
    当代非洲摄影已经成为国际摄影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提米·范尼-卡亚多（Rotimi Fani-Kayode ，尼日利亚)、克里斯·雷多瓦斯基（Chris Ledochowski，南非）、佩尼·希皮斯（Penny Siopis，南非）、安东尼·奥拉（Antoni Ole ，安哥拉)等无数非洲摄影人创造性地发展着摄影媒体的多元化特征。摄影在非洲除了发挥传统的见证、表达、诉求和艺术的功用外，出现了更多的实验影像。一个新的多元的非洲影像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