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14日，彝族突击队队员罗卜基在战斗打响前走出屯兵洞。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王红摄
梦回老山
本报记者 赵飞鹏
炮声隆隆，脚下的红土被炸得虚松，踩下去就到了脚脖子，王红用力开着枪步履踉跄地向阵地上冲，太累了，浑身酸痛地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结实的床上，一下放心了，这是和平年代。
那场战事过去已经25年了。
1985年年底，作为摄影干事，王红跟随兰州军区某集团军到边境轮战，1987年7月回撤。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头几年，每到除夕夜放鞭炮，他就有些不安。尤其是当那种带着长长哨音的二踢脚升空时，走在大马路上，他甚至都有卧倒的冲动，后来才渐渐好了。
梦中好多次，他又躺在了洁白的病床上，团里的摄影报道员袁熙是他最喜欢的学生，站在他跟前，腼腆又固执地说“师傅都上了，徒弟哪能不上”，接着就是袁熙被炸得只剩下半个身子的照片，王红又醒了。
“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说完，他自己爽朗地笑了。
掀开上衣，左肋上有一个铜钱大小的伤疤，肋下和小肚子上深深地印着两条10多厘米长的疤痕，那是给他大难不死留下的纪念。1986年10月14日，前线突击队执行“兰剑－B”行动，王红奔赴最前沿，跃出堑壕在战斗中拍摄照片，被炮弹弹片击中，身负重伤，战后荣立一等功。
每年的10月14日，都是王红的第二个生日。天南海北的战友们常常选择在这一天聚会以纪念那场战斗，他会找个僻静的地方，烧上几张纸，念叨两句。
1996年，王红以海军中校军衔转业到珠海一家报社，仍然干他钟爱的摄影工作，没过多久他就后悔了，“我天生是个当军人的料儿，不该离开部队。”
他的爱人杨鹰也说：“都这么多年了，那么多转业的战友都适应了地方，他还一直不太适应。”
1986年10月14日，激战中报战况的突击队队长马权斌。王红摄
一
1985年年底，跟随部队到达老山前线时，王红并不知道真实的战争是什么样儿，更不会想到10个月后，自己会生命垂危地躺在兰州军区第一野战医疗所里，被打断的肋骨戳进脾脏，弹片止步在肺中，距离心脏只有两厘米。参战带给他更多的是一种兴奋，“我要摘取摄影界‘高山下的花环’。”王红说。
然而直到1986年8月，他一直没有找到感觉。作为集团军的摄影干事，与他想拍摄的战地照片相比，更多的拍照任务是迎来送往、军民共建等内容。
那时王红从事摄影工作已经9年，摄影技术已很娴熟，一些作品也曾获得大奖，但他的摄影理念还被一些无形的枷锁禁锢着。
一些照片有摆拍的痕迹。他好不容易跟着运送补给物资的军工去趟前沿阵地，看到路边有一处漂亮的瀑布，为了把照片拍得漂亮些，王红就说，哥们，走到水里去，“这叫‘跋山涉水’”。
“当时的氛围中，我们拍的军人都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样板戏式人物，出来都是剧照、宣传画的效果。”他说。
到了前沿阵地，王红吓了一跳，从没见过这样的部队——全是一色的大裤衩，光着脊梁，胡子拉碴。“形象不好，不能用，我根本就没拍，只照了几张‘到此一游’的纪念照。”他摇摇头说，“中毒太深啊！”
一些地方摄影界的朋友在写给王红的信中，羡慕他上前线的同时，鼓励他关注战争中的人和人性，“你快快长大吧。”
“长大要付出代价啊。”王红说，“视而不见的生活过了很久，直到我8月遇到突击队这个群体。”
王红所在的某集团军轮战期间共出击“拔点”作战3次，某部“特功五连”担任对敌604、968阵地“拔点”任务，这是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