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29经济危机：当前应警惕大萧条重演
2008-10-14 10:37:02  国际先驱导报

　　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非理性的市场还仅仅表现出其悦人的一面，但当2006年起房价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偿付的贷款比房子本身的价值还高，违约率便开始攀升，问题逐渐暴露，高杠杆率的金融产品更使危机面扩大。

　　政府处理方式迥异

　　不过，与“大萧条”时期不同，当前美联储以及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更快，力度也更大。在过去的13个月，联邦基准利率已经从5.25%降至1.5％，美联储共向市场注入了1.1万亿的流动性。虽然评论这些手段的效果为时尚早，但不可否认，这是提振市场信心的必要方式。

　　其实，伯南克和财长保尔森确实是将“大萧条”的遗产学以致用了。

　　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是，“大萧条”时期，胡佛政府采取了货币、财政双紧缩的政策。当时，财政赤字仍是不被接受的概念，胡佛政府还在试图艰难平衡财政赤字，并推行了贸易保护政策。胡佛政府不顾千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了《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将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53.2％的高度，对濒临崩溃的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当时的美联储也没有出台任何刺激市场流动性的方案。用美国经济史学者约翰·S·戈登的话说，就是国内经济快被通缩冻毙时，美联储还开着治疗经济过热的退烧药，货币供应量在“大萧条”期间减少了1/3。

　　直到罗斯福上台后，开始推行与前任政府相反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强调了创造需求和国家干预对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这才扩大赤字，投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美国经济重新振作起来。

　　国际影响今非昔比

　　尽管70多年前的全球化格局仍未完全形成，不过“大萧条”还是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与今天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大萧条”主要是重创了西方经济。首先，来自于欧洲各国的投机资本都在萧条中蒸发，极度依赖出口贸易的国家都明显感受到了美国需求下降带来的寒流。澳大利亚在1932年的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32％。加拿大的工业生产也开始萎缩，1932年的工业产值仅仅相当于1929年的58％，国民收入也在这三年间降低了45％。而依赖美国贷款维持重建的德国，也无法再从美国那里借到钱。

　　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的范围比当年广得多，国际资本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够如此自由、快速地流动。不少中国人吃惊地发现，摇摇欲坠的“两房”，其1/5的债券都由中国持有。美国的危机还使得冰岛的前三大银行濒临倒闭，不得不由政府接管，冰岛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而对实体经济而言，中国出口产品增速放缓也和美国经济形势不佳有着直接关联。

　　眼下，各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更是充分彰显了全球化在如何改变一国的经济决策：“大萧条”的年代，美国政府关起门来闷头解决问题，而今天，美国则将流动性输往全世界，让世界为其埋单，同时召集各国决策者坐在一起共商解决之道。

　　创新与监管的永恒博弈

　　对两次危机而言，贪婪和欲望都是可以被指责的对象，与其一起被按在靶子上的还常常有监管者——他们的失职被认为是导致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实，贪婪与欲望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动力之一，而泛滥开来则具有毁灭性。监管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必要手段，而过了头的监管也会遏制市场活力。从大萧条到次贷危机，投机者一直与监管者在进行一场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也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历史遗产。

　　大萧条的发生改写了美国金融监管的历史，在罗斯福宣誓就职后不久，他就请求国会支持银行业立法，法理基础是“古老的真理”——那些经营银行、公司和其他管理或使用他人钱财的机构是代表他人利益的托管人。1933年5月，罗斯福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联邦证券法》。它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都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而且必须披露特定的信息。6月，国会取消了金本位制度，16日又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根据此法，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以避免挤兑的发生。目前美国大部分银行都是FDIC成员，这一法案也要求美国银行业必须存储、投资分业经营。1999年，这项法案被废除，美国国会通过了以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