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会宁,中国西部的国家级贫困县,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却是西北的教育大县和甘肃省的“高考状元县”。图为独自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在临睡前一边啃黄瓜，一边苦读。

 

 

跟很多家长一样，陈艳梅(左)和邻居一到放学时候就守候在门前，等孩子放学。

 

 

何建强马上要高考了，午饭后抓紧时间休息。母亲宋芬兰守在一旁纳鞋底。儿子成绩一直很优秀，这是宋芬兰最大的安慰。

 

樊兴荷在工地里干活，靠微薄的收入供养着家里四个学生。

 

 

县城有一家毛毯厂，计件工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因此成了很多陪读母亲的工作地。不幸的是，这家工厂很快要关闭了。

 

四年前，梅旦接过丈夫的补鞋摊，而丈夫梁启明在工地打零工。夫妻俩陪读16年，大儿子已于去年考取大学，小女儿正准备中考。

 

 

李彩虹在窗口收下一名家长递来的水费。李彩虹在会宁县城靠卖水为生，25升水1毛钱，供孩子上完了大学。

 

2010年5月30日，从早上开始，淅淅沥沥的小雨笼罩着会宁县城，对于十年九旱的会宁来说，下雨总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9点刚过，距离会宁二中不远的水房门口接水的人们排起了长队。看守水房的李彩虹52岁，在这里已居住了二十年，她几乎认识附近的每一个人。因为方圆几里之内只有这个供水点，上千家庭的用水全赖于此。一桶25升的水售价1角，每天，李彩虹的抽屉里都放满了一角纸币。水房不大，只有四五平米，除了两条粗黑的水管，还摆满了各种蔬菜。李彩虹每天站在窗口，开关水龙头的动作要重复几千次，还时不时停下来称量找钱。有时候忙不过来了，她就会拉开抽屉任由大家找取。就是靠这间小小的水房，李彩虹供着儿子在南昌上完大学，但谈起这些她还是颇有怨言，“辛辛苦苦那么多年，却在广州一家加油站工作，每月1500块，你说，能吃饱不？干那样的活，还上个大学干啥嘛。”

李彩虹的抱怨似乎没人在意，那些还在为孩子准备高考的家长们大多会将此看作是运气不济，他们更在意的是眼前。每天打水是家长们社交聚会的时间，孩子的成绩是每个人脸上的晴雨表，家长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上一会再慢慢散去。

水房对面几间簇新的瓦房已经到了收尾阶段，50岁的樊兴荷没心情也没时间谈论这些。她是建筑队里两个女人之一，红头巾、满身泥点看上去分外显眼。她的家在150公里外的草滩乡，有五六亩薄地，由丈夫耕种，自己跟着工程队干到哪里住到哪里，每天工作10小时，收入30块。就是靠这点收入，供养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老大在重庆理工大学，今年大四，考上研究生却迫于生计不得不放弃；二女儿本来在会宁二中读高三，马上就高考了，但神经衰弱带来的剧烈头痛让她不得不休学回老家休养；而老三和老四也还在读高一。巨大的压力让樊兴荷只能像男人一样日夜劳作，不敢有丝毫懈怠。

像樊兴荷这样的故事在会宁俯拾皆是。

汉岔乡45岁的妇女陈艳梅来会宁陪读已有六年，丈夫在兰州打工，每月1200元左右的收入不足以供给孩子生活和上学，不得已，陈艳梅在县城里四处找工作，但因为要兼顾孩子一日三餐，很多活计她都做不了。通过朋友介绍，她找到一家毛毯厂，因为是计件工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这里也成了很多陪读母亲的工作首选。

对于这个完全因教育而兴旺的县城来说，学校的作息时间就是整个县城的作息时间，上课时间门可罗雀，一到下课便车水马龙，身着校服的孩子拥塞了所有道路。而家长们只有在上课的间隙洗衣、买菜、做饭、工作和闲聊。

上午11点，陈艳梅就离开工厂，买完菜就匆匆往家赶，走过学校门口时她也没忘跟门边补鞋的梅旦打个招呼。她们叫不出对方的名字，但多年相似的经历让她们成了同路的故人。梅旦笑称自己是县城里唯一定居的藏人。13年前，她跟随丈夫梁启明来到县城并在二中门口租了间房子开始了陪读生涯。“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能待这么久，出来的时候拉了4000块钱的账，家里还留了口粮，心想不行就还回去。”如今大儿子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二女儿也马上中考，成绩相当不错，很有希望考上最好的会宁二中。梅旦的丈夫梁启明在县城工地打零工，晚上还帮人通下水道。脊椎在一次事故中被撞裂，只要有时间他都要在床上躺着。他给自己的定义是“难民”，然而，“我们虽然是难民，是社会最底层的，但我们的娃娃却上了县城最好的学校，还考上大学，我很满足。我们苦一下不要紧，不要让娃娃再像我们一样苦。”

梁启明的话几乎代表了会宁县城所有家长们的心声。为了孩子能考上大学，他们不惜离乡背井，将地里的粮食、打工所得、牲口房屋，乃至自己的年华，统统押作赌注，蜗居在会宁县城四壁斑驳的角落里，梦想着光明美好的未来。

图文/郭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