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拍摄日军侵华证据 女儿从日本带回宽恕之花
2007-11-12 9:43:53  半岛晨报

　　投入几十万拍摄“战争与和平”
　　大庆一位警察用5年时间摄日军侵华的作品
　　他的女儿到日本带回“宽恕之花”到大连
　　撒种，浇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孙颖与战犯管理所所长侯桂花小心地将牵牛花的种子埋下，一共13颗。 
　　种子来自日本，半个世纪前，一个名叫副岛进的日本战犯曾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被宽恕回国。回国时，管教送了他一把牵牛花的种子，让他记住战争，记住这段历史。
　　在副岛进看来，这些牵牛花是“宽恕之花”，但回到日本后，却一直没有机会像其他战犯一样，再次回到中国赎罪。2007年，他在去世前嘱咐妻子，将宽恕之花的种子带回中国。
　　今年8月，一家人都在拍摄日军侵华历史的孙颖，带着父亲的想法从大连赶往日本，他想拍摄那些经历过侵略战争的老兵，却意外地遇到了副岛进的夫人，并带回了这个遗愿。
　　第一部分
　　一家人的5年“抗战”
　　5年时间，自费几十万元，2万多张照片，对于孙国田来说，这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抗战”。从2003年拍摄日军侵华历史，他的女儿、女婿、妻子，现在都进入了“抗战“生活。女儿孙颖是大连医科大学的老师，摄影专业。今年8月，她独自一人赶到日本，拍摄“战争与人”的专题，并从那里带回了曾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的遗愿。
　　投入几十万积蓄
　　11月9日早晨7点，孙国田开始从大连启程，他要赶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将女儿从日本带回来的牵牛花种子，交给管理所，种上。车上坐着他的妻子、女儿、女婿。这是他们一家人5年“抗战”中的普通一天。
　　孙国田52岁，有3个身份，大庆市公安局的警察，中国摄影协会会员，大庆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2003年9月18日，孙国田参加了一次东北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他发现很多专家都在自发地研究抗战的专题，但摄影很少，于是决定开始拍摄日军侵华的遗迹、遗址以及侵华历史中幸存的人物。
　　“当初只是想着将战争的证据保存下来，但越拍线索越多，越拍越气愤。”在自己的吉普车里，孙国田抽着自卷的旱烟说，日军的暴行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这也让他产生了拍下去的冲动。
　　“一个劳工，我问他怎能么跑出来的，老人说着说着抱头痛哭。”每次拍摄，对孙国田都是个考验，镜头上的人性残暴总是让人无法接受。除了拍摄，他还要采访，作记录，核对档案，目的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的日军侵华的“证据链”。
　　在他拍摄人物中，见证历史的老人年岁最小都超过80岁，”有的拍完不久，就去世了。活着的历史正在一点点消失。”为了能抢回最后的一点信息，5年的时间内，孙国田认为自己必须拍下去，而且要快。
　　“相机花了20多万元，还特意买了一辆车。”孙的女婿说，老丈人的精力，让他这个年轻人都感到惊讶。这辆车在2年时间里就跑了10万多公里。
　　2005年，孙国田带着他的“战争与和平”作品，应邀参加了山西平遥纪念抗战60周年的摄影展，他是一个人开车去的，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也没有单位为他的劳动支付薪水，孙国田戏称，这是他一个人的“抗战”。
　　目前，孙国田一共拍摄了2万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投入了几十万元的积蓄。拍摄的人物中包括了目前仅存的东北抗联的老英雄、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大连的日本劳工，“只要有线索，我都去。”
　　孙国田的妻子对丈夫的“抗战”，没有反对。在几年时间里，她一直坐在吉普车副驾驶的位置上，跟着孙国田大江南北地跑。“因为我爸爸曾在拍摄时生病，我妈妈一个人放心不下，所以工作也辞了，专程照顾他。”女儿孙颖说。现在，她的妈妈现在也是这一家人“抗战”的一部分，到拍摄地点后，她可以帮孙国田打打下手，用DV记录。
　　远赴日本去拍照
　　当日下午1点钟，孙国田一家人到达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孙国田穿上了带着兜兜的马甲，搬出了他的三脚架。事实上，此次抚顺之行，孙颖是真正的主角，她今年26岁，是大连医科大学的老师，同时也是该校在读的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