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90年代的中国新闻摄影
2006-4-10 14:35:48 曾璜 《中国摄影》

    大型纪实摄影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9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国庆大阅兵、大游行和狂欢活动中，新华让摄影部动用了42名记者在天安门地带拍摄了1000多个胶卷。新华社的纪实摄影活动使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新华社的新闻照片不仅为宣传服务，也为历史服务。虽然目前新华社纪实摄影活动的结果(出版的光盘画册)还是“宣传”重于“记录”，但客观上已由中国照片档案馆保存下许多不一定发的了稿的照片，以国家行为为中国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图像资料。
    在90年代的“纪实摄影”实践中，我国的一些摄影人还将照片拍到了境外，如香港回归之时，有几位摄影师前往香港拍摄了纪实摄影画册《六天》；组织中国摄影师参与了新加坡的大型纪实摄影活动；1999年，由中方作为主办者，邀请丫50多位外国著名的摄影师到上海拍照。90年代“纪实摄影”的实践为困惑的中国摄影人指山了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将报道正在发生的事的任务让给电视去干，摄影为历史留影”。(注7) 
理论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繁荣 
    鉴于80年代我国新闻摄影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年轻一代的新闻摄影理论工作者在1992年提出了“中国新闻摄影理论研究面临着研究方法科学化的挑战和研究结果数量化的挑战，日前研究方法局限于逻辑的演绎推理，研究的内容也局限于关注新闻摄影自身的特性”后(注8)，我国新闻摄影的理论研究在90年代无论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呈现出进—步的发展。如吴建在90年代初期利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做的“关于中国新闻摄影现状的调查”并从中研究我国新闻摄影的发展趋势(注9)；连相如采用学科比较的研究方法所作的“关于建立新闻摄影学体系的构想”(注l0)； 盛希贵和宋建荣将摄影作为一种媒介放入传播学或视觉传播的领域来研究(注11）；齐爽洁提出的“使新闻照片的评判标准量化的要求和具体设想”(注12)。此外，新闻摄影理论研究的内容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如对新闻摄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讨论(注l 3)； 对“纪实摄影”的讨论； 对欧美二大新闻摄影体系的认知及对“欧美新闻摄影的差异”的讨论(注14)和对西方新闻摄影理论体系主导着国际新闻摄影发展提出了质疑。(注15)
    中外新闻摄影的学术交流在1988年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后中断了多年，于90年代中期又趋活跃。1995年秋季新华社与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合作，邀请国外的新闻摄影专家来北京与我国新闻摄影界的同行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1996年6月新华社与美国自由论坛联合举办厂“分享视野”新闻摄影交流活动，美联社分管摄影报道的副社长文森·阿拉比瑟、美国《时代周刊》米希尔.史蒂文森和《新闻日报》摄影部主任詹姆斯·杜利在北京、武汉和上海与我国新闻摄影界同行进行了交流；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人民摄影报》联合邀请著名的英国摄影编辑科林，雅格布森来北京举办了“图片编辑研讨班”； 广东新闻摄影界也率先于1995年征深圳举办了“’95年粤、港新闻摄影交流”、1996年在广州举办了“中、港、台报道摄影研桃会”、l998年在广州与《人民摄影报》合作举办了“全国新闻摄影研讨会’，并邀请境外人士与会。在这些研讨会上发言的有台湾的吴嘉宝、张照堂、郭力昕，香港的冯汉纪、刘香城等新闻摄影教育家和知名人士。从广东省各媒体在新闻摄影实践中超前国内其他的城市就可明显地感受到这些新闻摄影交流所产生的效果。
    90年代我国一批年轻摄影人有幸前往国外学习工作，一些在国外受过系统新闻摄影教育的人士回国从业，通过他们和旅居美国的李元、王瑞，旅居日本的顾铮，旅居澳洲的徐家树撰写的众多文章中，我国新闻摄影从业人员得以较系统地了解国外新闻摄影的现状，并将那些普遍规律运用到我国新闻摄影实践中来。随着国际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发展，每一位新闻摄影理论工作者都可以平等地获取国外新闻摄影资讯。可以预料下世纪初我国新闻摄影理论研究领域将会很快出现一批新人新作、进而能与国外同行平等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