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90年代的中国新闻摄影
2006-4-10 14:35:48 曾璜 《中国摄影》

纪实摄影在中国健康发展 
    纪实摄影于80年代初在我国被提及，80年代中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之后、经过了大约10年的“孵育期”，在90年代初期终于开始迅速地发展(注4)。1992年5月《中国摄影报》在北京召开厂有关纪实摄影的研讨会，为新一轮我国纪实摄影热揭开了序幕。从发表的会议记要来看，当时我国摄影界对“纪实摄影”的界定、表现形式、表现内容、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对现实的评判意义都存在着许多误区，甚至混淆了“纪实摄影”和“摄影的纪实性”这样两个重要的概念。最终不仅导致了1997年《人民摄影报》上有关“纪实摄影”和“纪实摄影的中国特色”的学术争论，甚至出现了1995年关于林永惠的《东北人》是否是“以好的作品引导人”的政治争论。幸运的是，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所引起社会效益不仅在经济上帮助我国成千上万贫困儿童上了学，也在政治上为我国的“纪实摄影”保了驾，护了航，正了名，使中国的“纪实摄影”实践得以排除“左”的干扰，在我们这块题材丰富的土地上健康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我国摄影理论界在为“纪实摄影”的界定争论不休时，—些较早悟出“纪实摄影”真谛的摄影人已经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获得了丰硕的果实。除了上面提到那些作品外，云南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四川陈锦的《茶馆》、北京袁冬平的《精神病院》、海南黄一鸣的《海南的故事》、河南姜健的《场景》、四川黎朗的《凉山彝人》、北京李玉样的《老房子》和陕西胡武功、候登科、邱晓明的《四方城》等也都是我国90年代“纪实摄影’’的代表作品。它们都具备厂“纪实摄影”主题先行、系统性、完整性、历史性和社会学意义这些“纪实摄影”作品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
    这里我不妨借鉴青年摄影家黑明的摄影实践来说明90年代“纪实摄影”活动在中国发展的轨迹。不论从“主题先行”、“社会学、历史学意义”，还是从整个画册在表现题材的“系统性”、“完整性”来讨论黑氏四兄弟在90年代早些时候出版的画册《看陕北》时，我们发现画册更像是黑氏四兄弟的。本摄影作品集，很难将其纳入“纪实摄影”的范畴来讨论。黑明在90年代中期出版的《走过青春》很好地解决了所拍摄题材的“纪实摄影”基本特征这个问题，但却很遗憾没有在摄影语言、视觉影像上做出相应的成绩，使这本集子在“摄影”上未能取得其在“社会学”、“历史学”上那样大的意义。当我们再关注黑明在90年代末期正在拍摄并部分发表的《新窑子纪实》，可以感到这是一组在“纪实摄影”基本特性和摄影语言都解决的很不错的作品。黑明这些年走过的路正是我国许多摄影人经历的，或正在经历的过程。
    90年代末，我国“纪实摄影”发展的又一体现是一些“纪实摄影”作品出现了“新纪实摄影”的特征(注5)。与传统购“纪实摄影”相比较、“新纪实摄影”强调摄影者对所拍摄对象的评判、主观的感受和个人特色的视觉(注6)。曾作为我国“纪实摄影”的积极实践者的袁冬平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发展摄影师的个人风格，但他在担任了《目击世界100年》大型摄影画册的图片编辑，看了数万张照片后发现： “那些强烈表现个人风格的照片，那些追求光影、构图、瞬间的照片，恰恰是最没有时代感的；而那些最表象的照片倒是我们用图片书写历史时最需要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给我国纪实摄影的实践者留下了困惑。看来谁是谁非、需要时间的进一步检验、而摄影师各自的喜好将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以宣传为首要任务的新华社在90年代也在积极、自发地参与了“纪实摄影”的实践。在重大活动的采访中，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们不仅从宣传的角度来采访，也从“纪实摄影”的角度来拍摄。1993年的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8年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华社都为此出版了大型摄影 画册。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他们还专门派摄影记者赴香港为历史留影，在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之前出版了《香港》画册，在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之后出版了《香港闪归》画册。在1998年的泰国亚运会之后也出版了新华社摄影记者所拍的亚运会画册。1998年抗洪救灾之后出版了“’98抗洪纪实”的光盘。1992年元旦，新华社摄影部还利用其摄影记者遍布大江南北的优势，举办了《中国一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