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中的文化反抗流变
2006-4-8 15:28:05 张 楚 翔 

    “四•五” 纪实运动和８０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初的纪实摄影如果有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他们各自所面对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大家知道；一个时代所出现新的文化反抗风格，可以视为对社会难以解决的现实压抑，提出一种乌托邦式的解答。因此，一种新的文化反抗风格的出现和日益风行，证明那种文化反抗风格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社会压抑什么，纪实摄影文化反抗才会反抗什么。而一时一地的反抗其矛头都是指向文化矛盾最迫切的社会内容。７０年代中后期到８０年代初中国纪实摄影面对的是一片文化废墟，在最基本的价值规范被践踏、被摧毁之后，纪实摄影所要求的最基本内容，只能是合理的社会和正常人的价值。这种价值重构的文化反抗注定带有悲剧性的。８０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初，正常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已经确立，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方向的改革开始全面展开，纪实摄影的追求已不是作为“人”的价值的恢复与确立，而是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选择。市场不相信眼泪，为了能吸引大众的视线，纪实摄影还得变着花样拍出文化的深度。这时，纪实摄影已少了轰轰烈烈的事件记录，多了普普通通的百姓纪实，少了哗众取宠的光影沙龙，更多的是人性的流露和老百姓特有的生存理念和生存智慧的袒露。这一变化同时也表明了，“四•五” 纪实运动和８０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初的纪实摄影的不同，它是由文化反抗的过程和次序所决定的，这个过程和次序无法逆转，不能颠倒。有了“四•五” 纪实运动的文化反抗，才有８０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初的纪实摄影的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选择。两者之间隐含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个是醒悟后的意识，以清醒的眼光审视过去，显得愤怒而又有理性。而另一个却是直接的袒露现实的感性经验，在隐喻中道出难以理解的现实。
假如胡武功早期的《乡土系列》还保留了精英式的文化心态，注重保留思想的深度；保留一种自省和自律的精神，那么《四方城》则充分敞开了个体自我的感觉，去掉了精英式的拘谨，淋漓尽致地展现个体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选择，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其都是个性和欲望的直接、痛快、放肆的宣泄。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保持了自己精英式的精神内涵和摄影表达方式，力避肤浅⑥。 

（四）
    文化反抗者一定不是现实社会中随波逐流之辈，其能敏感地感知社会生活的变化，并可以抓住文化潮流和时代风尚的病症，然后一语击中。他们是一种“前风格”，他们是一种文化变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