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这种对“主体”的“重塑”，同时也包括忠（同志）/奸（叛徒）、善（劳动人民）/恶（剥削阶级）、勤劳（先进分子）/懒惰（落后分子）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式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而这一切实际上也就为工人（农民）文学中“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基本上定了型。于是，作为“真实作者”的具体的工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便不再是其文本中“隐含作者”的话语资源了，而只有为意识形态所编码了的“生活”，才是“典型”的和“真实”的“生活”，才是所谓的“闪光点”。于是，某种由“真实”所构筑的“谎言”，便在这种“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反差中，以“生活”的名义，被“创作”了出来。
    笔者的相关研究表明：这种文本内容上的意识形态化，与其喻说方式上的“超隐喻”（38）化，以及其文学形式上的俗套化，乃是相互关联着的。因为只有俗套和陈词滥调，才能保证文本意义的单一和稳定，而只有这种单一和稳定的意义，才可能与政治意识形态步调一致，口径统一，不越雷池一步。而任何形式上的创新，最终都有可能颠覆那些预设了的既定的意识形态说教，所以是不值得提倡的，是要以“形式主义”等名目来加以批判的。于是，这个时期的“工人（农民）文学”，在文本策略和修辞方式上，基本上都是模式化了的。因为这些所谓“反映当代题材”的作品，绝对不可能采用悲剧形式（新社会人民无痛苦何来悲剧），也不可能完全采用喜剧形式（有丑化工农之嫌，只可用于落后人物），所以只能把工夫花在如何运用方言土语，和在故事中加一些滑稽作料上。以第三人称讲述的故事，其叙述者一般都更像个政治化了的传统说书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赵树理的模式。而“工人文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这一模式。比如，为了使故事不致因说教而显得过于平淡，赵树理很善于运用插科打诨等诙谐手段，而给人物起外号就是其中之一，什么“吃不饱”、“小腿疼”等等……而这一政治化的修辞方式，在“工人文学”中同样得到了效仿，如万国儒小说中的“踩电铃”、“百事管”、“一根筋”、“刘古董”等。对此，当时的茅盾评论道：“‘踩电铃’和‘拨浪鼓’一样是个外号，作者先简略而诙谐地介绍了这个人物的过去，用一首幽默的顺口溜作个小结，接着就转入正文。……”（39）由此可见，这种所谓的“幽默”，作为一种政治修辞（包括强调方言、口语色彩，滑稽，以及对民间谚语、歇后语、顺口溜的挪用等）的重要性。
    至于第一人称故事内叙述，较有代表性的写法往往是：叙述者作为一个谦卑的发现者和成长者，在故事中作为主人公的助手，经由一系列的误会，发现过程，进而得到了成长。而造成误会（其实也就是构成故事）的起因，一般都是由于主人公在表与里方面的巨大反差（这在民间故事里是有其原型的，如邋遢仙、济公等）。这类叙事模式以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为代表，在“工人文学”中，也是很多见的，如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万国儒的《“刘古董”外传》等等。当然，政治意识形态对工人作家主体的重塑，以及对民间话语的改造，也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塑造”必定伴随着“走样”，“改造”也无法摆脱“消解”，这些问题后面还将详细探讨。

3、文本深层的语义分析

    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有关“结构语义学”的研究，使得一切文学文本、民间故事以及理论、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都可以借助参动者模式表示出来。格雷马斯证明，一切话语都是一种叙述结构，参动者模式则可以分析出其基本的语义冲突。他还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参动者模式表示为：

主体………………………………人
客体………………………………无阶级社会
发出者……………………………历史
接受者……………………………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