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那么这种“内部的变革的活力、矛盾性的张力”又是如何被削弱乃至被取消的呢？我个人认为，对所谓“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片面提倡，乃是这一系列削弱步骤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主要以西方话语（包括Fiction等文体）及中国传统中的“异端”为话语资源的五四新文学，其“文本性”是相当突出的（尤以周氏兄弟为代表）。而与这种较为复杂的文本形式相对应的，必然的是意义上的深度模式。由于其文体上的多义性、复杂性乃至讽喻性——也就是包含了太多的“变革的活力”和“矛盾性的张力”，这就使得它不可能真正地被政治意识形态所驾驭，并成为其俯首帖耳的话语工具。任何在文本形式上的创新，都会导致文本在意义上的不稳定，这对于意识形态叙事都不啻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诚如奥地利学者彼埃尔·V·齐马所言：“意识形态作为政权的话语是用来动员群众的，它应该消除双重性、悖论、以及揭露英雄的怯懦或一种（理性主义、社会主义……）科学的神秘性的讽刺。（35）
    而所谓民间的、大众的、通俗的“民族形式”（故事、民歌等），由于其文本性较弱，意义模式单一平面，语义相对直白，极少讽喻等特征，自然就成为了意识形态话语最为适宜的寄居地。所以，强调文学的民族-民间形式，绝不仅仅是探索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修辞策略，更是那个宏大的政治-文学乌托邦的一种极端化表现。
        首先，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利用民间文学形式中，那种忠/奸、善/恶、勤劳/懒惰、贞洁/淫荡等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结构，将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内化为一种道德上的评判。于是新的二元对立便很“自然”地成为了：忠（同志）/奸（叛徒）、善（劳动人民）/恶（剥削阶级）、勤劳（先进分子）/懒惰（落后分子）、贞洁（革命者的有情无欲直至无情无欲）/淫荡（阶级敌人的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而这一切又都是被预设了的，是不可追问的和毋庸质疑的。正如赵树理小说中的那个三仙姑，其政治上的落后，必然地要伴随着她道德上的不检点，而这一切又都作为某种预设变得不容质疑，至于她的爱打扮讲穿戴算不算一种道德缺陷，则是不可追问的了。这种政治修辞在“工人文学”那里，多为“先进工人”对“落后工人”的各种道德感化故事。至于这些故事所反映出来的更为深层的社会矛盾和不公正，则在这种政治-道德的预设中，成为不可追问的了。对此，当年冯雪峰曾批评当代文学说：“人民的痛苦在作家那里得不到反映。”而姚文元的答复是：“作为人民，作为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没有什么痛苦的……（他们是）乐观的，自豪的，充满胜利信心的感情……‘痛苦’的是那些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剥削阶级分子，那些人民的敌人。”（36）
    另外，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还利用了民间文学形式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平面化、道德化和非个人化，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上的趋同化，来进行意识形态的编码。工人/农民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尽管其真实作者各不相同，但到了“隐含作者”这一层，则变得千篇一律了，完全可视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化身。
    “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我以为是破解这种意识形态叙事之奥秘的关键。“隐含作者”，作为具体的“真实作者”的被充分意识形态话了的虚拟人格，其实正是作者被“驯化”被“制度化”后的直接结果。具体到工人（也包括农民）作家，由于其文化程度的局限，对于生活中种种挫败和苦痛的经验，往往无法得到归因，于是这种潜在的尚未被命名为“苦大仇深”的心理感受，乃成为某种无名的缺乏“能指”的“所指”。而当意识形态为其提供了一整套的“剩余能指”后，他们的“主体”便得到了“重塑”（对于知识分子则比较麻烦，所以要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对此，工人作家胡万春的话，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我虽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做工了，当了十多年的工人，但是什么叫剥削，我并不明白。在解放以后，我听过一些报告，也听到过剥削两个字，但对于什么叫剥削，其中的秘密，我是始终不了解的。我已经谈过了，我没有文化。当我在北戴河学习时，我已经二十六岁了，但是其中足足有二十年，我受压迫、受剥削，却不知道自己在受剥削。我的脑子里黑洞洞的，二十六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开过窍。……学习了这一课，这个秘密揭开了。……我明白了，脑子里亮堂了。就像一间黑房子里，一下子打开了窗，有了阳光透进来……我激动，兴奋，但我有爱又有恨……”（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