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二、作为意识形态叙事的文学

1、“工人创作”与“工业题材”

    同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叙事，无论从叙事类型还是修辞方式上看，“工人文学”其实都与当时的“农民文学”没有什么大区别。然而“工人创作”、“工业题材”等所有标志着差异的部分，在当时仍被特别地加以强调和凸显。难道“工人文学”真的那么特殊吗？
    首先看“工人创作”，在源自20世纪20-30年代的那个乌托邦式的文学想象里，工人和农民统统被看作是“大众”，其间的差异性并没有被特别强调。而在马克思的理论里，工人阶级是不同于农民的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群体。不过随着这种想象的不断细化，工人身份的特殊性开始日益凸显。
    美国学者裴宜理在他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相关研究中提出：“要了解上海工人政治，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抗议的遗产。工人运动的进程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参考了外来干部的党派战略，尽管后者可能常常得心应手。工人政治发端于工人自身：其地缘、祖籍、性别、大众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等。”他随后又针对1949年以后的情况说：“在国家权利得到巩固之后，不能忽视一支政治化的工人力量的存在。”（28）
    从1949年以前的组织罢工，到1949年以后的发展生产，其间所面临的种种新问题，都是此前一直以农村地区为解放区根据地的新政权所从未经历过的。而早在延安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就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对农民“生活”的利用，改造，分配及再生产，培养出了为数众多的农村作家。在此情况下，培养工人作家的任务，自然就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孙犁在《阿凤散文集序》中曾谈到：“1948年冬季，我们的部队正围攻天津，新闻战线的同志们，暂时集中在胜芳，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工作。我们准备了第一期副刊稿，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谈工厂文艺》。在农村工作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在这方面，我们经验很少，所以在那篇文章里，也只是提出了一般的要求。”（29）
    攻克天津两天后，《天津日报》就创刊了。据当时任《天津日报》社编委、文艺部主任的方纪回忆：“记得，当解放天津的战火硝烟刚刚散去，满目的废墟和街垒还在清理的时候，第一张天津人民自己的报纸——《天津日报》，就在人民欢庆解放的笑声中诞生了。……不久，《天津日报》就开辟了《文艺周刊》的版面。小说、诗歌、散文、绘画等文艺作品稿件，题材丰富多彩。内容新颖，语言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工人创作，是生机勃勃的……”（30）
    工人业余文学作者，一般多是由被聘为报社通讯员开始的。天津第一代的工人作者董乃相回忆说：“天津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解放，《天津日报》一月十七日创刊，当时我是二十二岁的铁路工人。我们几个工人读着报纸就像喝着她的乳汁，贪婪地领略着她的清香。我还以为我只能当一个不高明的读者呢，因为我只念了五年小学，没想到报社记者马野却叫我当通讯员。我说：‘呵！你是找错了对象，我斗大的字认不了几升，这不是拿鸭子上架，就是用筷子当笔。我给你找个帐房先生吧。’他说：‘不行，就是要工人写自己才好吗。’我答应了，不是自己不知深浅，那时我心里有一团火，给我座山都敢搬。”（31）
    其他如上海的工人作者胡万春，也有着类似的经历：“那是在一九五O年，当时《劳动报》有一位记者到我们厂来采访。因为我是厂工会组织委员，就向这位记者详细地讲了车间里发生的新人新事。结果这位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在《劳动报》上登了出来，还写上了我的名字。真没有想到，厂里的工人看到报上登出的稿子几乎轰动了。他们说：‘胡万春，你简直成了我们工人的秀才了。’……也是从这开始，我暗暗下了决心，今后我一定要自己拿起笔来写。……可是在那时，我在轧钢机旁可以摆弄一根重达一百公斤的红钢，却拿不动重不过二两的笔。写一篇几百字的小稿件，也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连繁体字的‘猪’字也写不出，没有办法，只有发挥我的图画本领，在稿纸的格子里画上一只小猪来代替。……这以后，我被吸收为《劳动报》、《解放日报》的通讯员，经常为他们写通讯、报道。”（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