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3、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想象物的“生活”

    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讲学时曾说：“我不太熟悉中国的情况，但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谁也不真正就此进行讨论，只是当人们放弃了现实主义时才有人出来讲一讲。因此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有人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研究：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只不过是视觉幻象，另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只有不正常的作品才不是现实主义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22）
    现实主义作为西方摹仿论的一种表现，是其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然而“由于语言建构永远不能真正地取代现实，模仿的努力注定要失败”（23）。这在西方已经是不刊之论了。但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安敏成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五四运动中许多关键性人物都是现实主义的倡导者，而在20年代新文学家们分裂成两派：一方以现实主义著称，一方以浪漫主义著称。20年代末期的这一分歧导致了现实主义者和左翼浪漫主义者之间的一次剧烈冲突，30-40年代诸多文学论辩的序幕也由此已多种方式拉开。这些相继发生的论辩决定了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的文学政策。结果，‘现实主义’一语直到今天仍拥有相当雄辩的——和政治化的——说服力：每一重要的政治解冻时期（包括1956——1957年间的‘百花运动’和后文革时期）的文学都被当作是对解放前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良性复归而受到热烈称赞。”（24）
    笔者不想在这里过多去考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流变过程，而只想就意识形态对现实主义的改造和利用及其与“工人文学”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分析。1928年钱杏邨将日人臧原惟人的《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路》一文译为中文并发表在7月的《太阳月刊》上，将源自苏联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概念经由日本介绍到了中国。于是现实主义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式的紧张关系。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也由“镜子般地反映现实”，演变为“文学要传达作者对现实的客观观察和探索，但只能以正确的立场，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立场为出发点”（25）。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种被加上了种种特殊界定的“现实主义”，并不就是不要“现实”（生活）的“真实”了，而是靠给“现实”界定出某种标准，进而掌控“现实”（生活），并加以组织和重新分配。（26）于是，“现实”便不再指称一般性的社会生活，而变成专指某一类特定“生活”（工厂、农村、战场……）的了。其结果是“生活”被分割成为“生活”与“非生活”。一般知识分子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不属于真正的“生活”，不具有文学写作的正当合法性，他们还必须到广大劳苦大众中去体验“生活”，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只有这样的创作才是“现实主义”的。于是“生活”乃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想象物了，而“文学”则沦为以某种政治修辞对这一想象物的再编码。
    这种对“生活”的想象，其实是与那种对语言（文言——白话——大众语）的想象是相一致的，都是一种“逻各斯中心”式的，而其终极形式，也必定是工农作家的出现——从作家体验工农的“生活”，进而到“生活”中的工农自己成为作家。所以，20世纪50-60年代的“工人文学”，正是源于这种想象的结果，其作为一个宏大的政治-文学乌托邦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中国“左翼文学”发展轨迹上一个必经的驿站。
    然而，无论多么“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其实也只能是一种文学，而不可能是“现实”本身，现实主义也不过是一种较具“真实感”的修辞手段罢了。生活，必须经由话语的编码、叙述才可能成为“生活”，否则其只能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匿名之物，一种无意义可言的空洞时空。生活只有作为某种话语的存在，才会成为文学的某种特殊的“相关文本”。就如文学不可能直接变成生活一样，生活同样也不可能直接变成文学。那些真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是不可能以文学的形式发声的。只有当他们获得某种“剩余能指”和话语权力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成为工农作家，但那已经不是他们在说“话”了，而是他们在被“话”说。这“话”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社会方言”的改造和利用；其所呈现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某种暧昧不清的混合物，而绝非“生活”本身。（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