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及至30年代初，“文学大众化”运动又展开了。瞿秋白提出了“大众文艺”的主张：“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看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旧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它是用的浅近的叙述方法。这两点都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注意的。”（16）此外，他还提出了汉字拉丁化（废除汉字）的设想。
    1934年，曹聚仁、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夏丐尊又共同发起了“大众语”运动，提出：“一、大众语文学不仅是写给大众看大众听的，而且是大众自己所写的。以往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可说是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专利品，运用文字这工具的人，至多不过占大众百分之五。现在要使大众来运用这工具，由大众来创作大众语文学，所以开宗明义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农民、工人、店员中训练起大众作家来。二……大众语文学的基础工作，先要在方言文学上奠定基础。……我们应该发展多元的方言文学，即是使大众接近笔头，由此逐渐可以完成一元的大众语文学。三、大众语文学不仅是形式问题，而是意识问题，我们并不必‘言必雅驯’，却不妨如‘引车卖浆之徒’，大胆采用口头语。四、我们要重新编订活的大众语文辞典。”（17）
    “大众语”运动在当时进展顺利，并得到了包括鲁迅、胡适、黎锦熙、吴稚晖等学者不同程度的支持。（18）这其实与20年代初“歌谣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有着一定关系的。但却已由原来的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朝着政治宣传的修辞研究转向了。其关注的焦点也不再是学者眼中天真的歌谣和童话，而是宣传家眼中可资利用的“旧式的大众文艺”了。
    至此，一个中国“左翼文学”关于文学的乌托邦，便开始成型了。当然，这是个充满了差异乃至对抗的梦想，左翼作家对其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甚至根本对立的。当年的一次次论争和笔战，以及1949年以后的批胡风批丁玲等运动，就都是这些巨大差异的直接表现。但作为支撑这一文学乌托邦的内在理路，却基本上是贯穿始终的。从启蒙到革命到救亡……附加在文学之上的使命越来越重，文学宣传功能则日益被强化。而宣传又是要获得当下的宣传效果的，于是宣传效果又逐步地取代了文学效果。为了获得宣传效果，则又要选择宣传的手段，于是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及方言化），便成为了文学发展的唯一途径。然而，即便是再大众的文学，也仍是由知识分子为大众代言的，而代表着大众真正觉悟的应该是由大众（工人、农民……）自己来发言，自己来动手写。所以“从农民、工人、店员中训练起大众作家”，便成了这个文学乌托邦中的最高梦想。
    当然，这个文学乌托邦在形成之初，还是有其一定合理性的。尤其是瞿秋白、曹聚仁等人的主张，还是有超越了狭隘功利目的而另具深意的地方的，而且也还基本上属于一种“启蒙主义”的话语，与后来那种越来越具“反智主义”倾向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文言——白话——大众语”（陈子展提出）（19）这样一种逐次递进的模式，是具有非常明显的“语音中心主义”（20）特征的，其注定只能是一种想象而无法真正实现。其后的文学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赵树理的小说、新民歌运动以及“工人文学”等，只不过是以一种修辞方式替换了另一种修辞方式而已。与其说是“大众”的，还不如说是对“大众”的某种想象。（21）
    另外，引入“旧式的大众文艺”等民间话语资源，实际上是等于让与西方话语资源有着渊源关系的五四新文学从此改弦易辙。前面曾提到，西方的Fiction、Novel等，绝不仅仅是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新的文学形式，而是提供了可以颠覆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的话语资源。而“旧式的大众文艺”等民间话语，经过了专制意识形态长期反复的编码，其间夹带着大量具有封建主义倾向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其腐蚀性是远远超过当时那些知识分子的想象的。引入这类话语形式（其完全不同于周氏兄弟等人所利用的传统文化中“异端”的话语资源）之后，不啻于是从Fiction又回到了小说，这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改变将是根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