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从文言到白话，从小说到Fiction，当然也不是纯粹形式上的问题，而是用以拆解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的话语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如海外学者高辛勇所言：“五四运动使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创作语言，但根据大多数研究，文言里的修辞格，大部分仍旧保留在白话里。……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破除传统帝制的价值、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因为价值与意识形态是由语言来夹带，是刻铸在语言里的，而语言并不能一下子换新，它所夹带的价值也一直被内化、被我们接受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也比较难以破除。”（10）至于Fiction，作为一种文体，它既是一个可颠覆意识形态的战场，却同样也可以充当一种意识形态叙事的载体。上面论及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所谓“退行”过程，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建构五四新文学的话语资源，不断地被政治意识形态滥用，编码，最终彻底沦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过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化”的结果：晚清以降，由于政治已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为政治的应有作用，致使一向与政治颇有渊源的中国文学不得不以某种“过度补偿”的方式，去发挥本属于政治的功能。而文学的这种“过度补偿”则导致了其自身的不断变形，从“政治寓言”直至政治宣传……另外我并不认为这一“退行”真的是从1928年或1937年才开始的，其实五四新文学在其生成之始，就已经有着潜在的“退行”的“基因”了。美国学者安敏成的相关论述是符合事实的：“现代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反映时代混乱现实的一面镜子，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种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转而决定进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随。”（11）

2、 文学乌托邦

    天津作家周骥良在《祝贺工人文学社三十整寿》中回忆道：“当时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理论家邵荃麟同志专门问到过工人文学社的情况，他十分兴奋，不胜感慨。说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大搞文学社团，几次努力，准备在工人当中建立文学社团都没能实现。盼了三十年，在工人政治翻身与文化翻身之后，终于在天津实现。……”（12）
恰如邵荃麟所言，“工人文学”确是“左翼文学”的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一个关于文学的乌托邦。那时与这一梦想相伴的，还有汉字拉丁化、“大众语”运动等。汉字的拉丁化始终没能实现（只实现了汉字简化），而真正最终得以实现了的，只有“工人文学”这一项，难怪邵荃麟会“十分兴奋”且“不胜感慨”。
    其实早在“左翼文学”形成之前的20年代初，由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顾颉刚等“五四”知识分子发起的“歌谣研究”，便已经开始了对民间话语资源的收集，后来更被逐步纳入到了民俗学的研究中去。周作人在《儿童文学小论·歌谣》中说：“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意大利人威大利（Vitale）在所编的《北京儿歌》序上指点出读者的三项益处，第三项是‘在中国民歌中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后边又说，‘这些东西虽然都是不懂文言的不学的人所作，却有一种诗的规律，与欧洲诸国类似，与意大利诗法几乎完全相合。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种国民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这一节话我觉得极有见解，而且那还是一八九六年说的，又不可不说他是先见之明了。”（13）然而，这些民间话语资源后来不仅没能“发生”出来“新的一种国民的诗”，反而被意识形态所利用，转而成为新的“载道”工具。这恐怕是有“先见之明”的威大利，和提倡“言志”的周作人都始料未及的。
    随着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大众文艺”等运动和思潮的冲击，“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种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的中国新文学，也开始被一些左翼作家用来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了。早在1924年，郭沫若在读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便写信给成仿吾道：“……芳坞哟，我这是最坚确的见解，我得到这个见解之后把文艺看得很透明，也恢复了对于它的信仰了，现在是宣传的时期，文艺是宣传的利器，我彷徨不定的趋向，于今固定了。”（14）后来，一些所谓的“革命作家”更是援引辛克莱在《拜金艺术》里的话——“艺术就是宣传”——进而攻击鲁迅和茅盾。对此，鲁迅反击道：“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