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28）引自《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4页、第346页，（美）裴宜理著，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29）引自孙犁《晚华集》第19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8月版。
（30）引自方纪《工人作者的成长》，原载1983年5月12日《天津日报》，转载于《海河》，同注（12）。
（31）引自董乃相《枯树新生忆深情》，出处同注（12）。
（32）引自胡万春《漫谈自学小说创作》第3-5页，参见注（21）。
（33）天津作家王昌定在《写在〈工人文学作品选〉（二集）前面的话》中说：“时间大约是一九五O年初吧，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同时发表了董乃相同志的《我的老婆》和大吕同志的《于师傅这二年》，我一口气把这两篇很短的短篇小说读完了，感到无比的兴奋。那时，我刚刚开始到工厂去深入生活，虽然过去也写过一点不成样子的作品，但都囿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对工人阶级还是相当陌生的。……这就是天津解放初期最早出现的工人文学创作。今天看来，这两个短篇也许是很幼稚的了；但在当时，却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划出了一个工人自己提笔写自己的时代。”从这段话里，也可以看出工人身份在当时相对于知识分子、农民等其他群体的特殊意义。见《文学作品选》（二集），天津工人文学社编，内部出版物。
（34）同注（2），引自该书第286页。
（35）引自（奥地利）彼埃尔·V·齐马著，吴岳添译《社会学批评概论》第166页，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8月版。
（36）同注（2），详见该书第290页。
（37）引自胡万春《土壤和种子——谈我写的〈骨肉〉》，见《漫谈自学小说创作》第75-76页。
（38）“超隐喻”是笔者针对汉语文化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编码特点，而提出来的一个术语。“超隐喻”是指一种被意识形态编码加以固定化自然化了的隐喻关系，如在“天地君亲师”这样的表述中，“天理”与“人事”之间的“隐喻”就已不再是某种修辞关系，而是成为了不容质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在这种不断被中心化、神圣化、极权化、固定化、终极化的隐喻关系中，一些在二元对立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能指”——天/国/君/父等所携带的权力，如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等也就成为了某种“尊不可问”的“天理”，变得合法化、自然化了。“超隐喻”在当代的表述方式，最典型的如“一句顶一万句”等。另外，一切的“载道”文学，也都可视为是一种“超隐喻”。笔者以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以这种“超隐喻”的方式夹带在汉语文化之中的。
（39）转引自《海河》。见注（12）。
（40）详见（法）A·J格雷马斯著 蒋梓骅译《结构语义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另，本文亦参考了奥地利学者彼埃尔·V·齐马借用格雷马斯的参动者模式所形成的文本社会学研究方法。见注（35）。
（41）同注（2），引自该书第290页。
（42）同注（2），引自该书第259页。
（43）引自申丹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44）引自胡万春著《钢铁厂的大门》，见《心声集》第8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45）引自万国儒著《欢乐的离别》第4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46）在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中，“诗学功能”是语言的六大功能之一。
（47）同注（21），引自该书第150-152页。
（48）同注（45）。
（49）同注（45），引自该书第1-3页。
（50）同注（29），孙犁的原文是：“阿凤所唱的可以说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太平歌词。他的作品，并不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尖端作品，也不是这一时代的天才作品。但它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方面的真实记录，或者说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他本身的经历，对他周围的生活的左规右矩的图画。……”接着孙犁还提到：“我与阿凤，文字之交已经有三十年了。对于他的为人，对于他的作品，我都是很喜欢的。”最后，作为天津工人作者的一位栽培者，他说：“很长时间，我不自量力，想总结一下我们办刊物、培养和组织新的作者，成功的或失败的，回忆起来愉快或沉重的经验教训。……”孙犁对“工人文学”的感情是复杂的，在爱屋及乌的同时，又不失较为清醒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