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7） 如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9月版）及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等都是持此观点的代表。
（8） 详见浦安迪著《中国叙事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
（9） 见鲁晓鹏著《文化·镜像·诗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0） 引自高辛勇著《修辞学与文学阅读》第55-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

（11）引自安敏成著《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12）引自周骥良《祝贺工人文学社三十整寿》一文，载于《海河》（“纪念天津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社成立30周年”专号） ，天津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社编1986年5月28日出版（内部）。
（13）引自《周作人自编文集》之《儿童文学小论》第52-5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4）转引自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2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出版。并参照《郭沫若年谱》第14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5）引自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见《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第4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同注（14），转引自该书第151页。
（17）引自曹聚仁《大众语运动》，见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版。另参见曹聚仁著《文坛五十年》中之《“大众语“运动》，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版。两文在文字上略有出入。
（18）同（17）。
（19）同（17）。
（20）系由解构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提出的概念，“语音中心主义”、“菲勒斯（男阳）中心主义”皆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紧密相连，都是德里达主要的解构对象。语音/文字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也已被德里达所彻底颠覆。详见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9月版）等著作。
（21）本已作为“大众”之一的工人作家胡万春，实际上也无法真正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他仍要摹拟、想象生活中更“大众”的声音。而这对他来讲只是在“小说创作中刻画人物的性格”的一种修辞策略。详见胡万春著《漫谈自学小说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关于文学的语言”等篇目。
（22）同注（4），引自该书第242-243页。
（23）同注（11），见该书第206页。
（24）同注（11），见该书第4页。
（25）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中的观点，出处同注（11）第61页。
（26）洪子诚教授在复述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有关“革命历史小说”的观点时说：“他指出，我们在过去评论文革时，认为权力往往压抑真相，创造弥天大谎，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收集、控制‘全部真实’，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借‘弥天大谎’，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对‘真实’的组织编排，以及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这是个很具启发性的观点，笔者以为其不仅适用于“革命历史小说”，而且适用于各种意识形态叙事。出处同注（2），见该书第10页。
（27）事实上，有关现实主义的话语，始终是充满着歧义和竞争的。当人们不满于政治意识形态对“现实”的种种限定以及对文学的过分利用时，往往便会以对“真实”的诉求来呼唤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回归。虽然这种试图凭借现实主义而抵达“真实”彼岸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但在话语策略上却能起到对意识形态编码的抗拒作用，而这也恰恰是现实主义对中国作家的魅力所在。例如，晚年孙犁即极力提倡现实主义，但他所真正强调的，其实只是“真实”而已。因而他才会把《聊斋志异》也归为了现实主义（见孙犁《晚华集·关于〈聊斋志异〉》）。孙犁在晚年，曾以各种方式（包括独特的文体）拒斥来自极左意识形态编码的“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