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2006-4-6 15:58:02 小 引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工人群体在当今社会中地位的边缘化，以及庞大的城市民工队伍的加盟，一种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新的“工人文学”也已经出现了。有些是以传统“诉苦”的故事形式，讲述自身所经受的坎坷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以及由此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56）。还有一些则以大众文化的“人生感悟”之类话语形式，抒发自身的苦闷、孤独以及无力把握未来的焦虑。应该说这些真正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声音，可能与当年曹聚仁等人提出“大众语运动”时的理想，是最为接近的了。不过这些声音，却仍是被“话”所“说”的——要么把类似《骨肉》、《过年》等写49年以前的“诉苦”方式，用在了对现实生活的讲述上，要么借当今大众流行文化中“泛酸”的那套话语，去“感悟”人生的无奈。与其说这些是某种当代的“大众语”，还不如说是一种具有民间意识形态叙事特征的“大众文化”。当然，这类文本在业已边缘化了的“工人文学”中，还尚属边缘中的边缘。
    成立于1956年，已有着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天津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社（简称天津工人文学社），时至今日还仍在活动。其刊物《天津工人文学》，已于2003年正式更名为《劳动者文学》。从昔日的“工人文学”到今天的“劳动者文学”，其至少在外延上已被大大的拓展了。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各行从业人员的加入，应该说，已为新的“劳动者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余 论

    20世纪50-60年代的工人文学，固然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而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主流文学一样，无法逃离为某种简单政治宣传所利用的宿命。但其实际上作为一场罕见的旷日持久且规模庞大的文学实验，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中国工人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内心世界中，是具有某些自然的艺术潜能的。以胡万春为例，他能从一个半文盲，而最终成为一个至少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及一定写作经验的专业作家，这无疑表明，他是具有某种文学潜质的。开掘而非压抑人的潜能，鼓励而非限制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也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太过“语音中心”的理想化了的诉求，在被政治意识形态利用后，反成为了文学的一场灾难。而蕴藏在工人之中的艺术潜质，也不是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滥用，就是被“单位人”式的体制所窒息。这不能不说是有关“工人”和“文学”的一个共同的悲剧。
    而在今天的日趋消费化的社会中，社会分工又多以创收、效益等经济利益为其终极目的。在此情况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人们的发展势必也越来越变得“单向度”（马尔库塞语）。而人们潜在的创造本能，虽已不再像以往那样，不是被意识形态所压抑，就是被其所左右，但却又被纳入到了由时尚所引导的商业化消费活动中，以一种被动性的文化消费（而非主动性的文化创造）的方式，在所谓的“娱乐休闲”中消耗殆尽了。



2003年8月15日
注释：
（1） 详见江宇应《以事实为依据的比较文学乐观主义——奥尔德里奇访问录》，载（美国）《知识分子》杂志1987年春季号。
（2）见洪子诚著《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61页，三联书店2000年8月版。
（3） 同注（2）见该书第7页。
（4） 引自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详见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载于《最新西方文论选》 漓江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福柯更为系统的论述，详见《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版），《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等。
（6） 同注（4），见该书第282页。杰姆逊在该书中对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精辟论述。而他本人对此问题的创造性发展，见杰姆逊著《政治无意识》，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9年8月版。